2008.03.26

奥运之路——巴特·康纳回顾参加奥运会的喜悦

康纳(Bart Conner)在1984年奥运会上的英姿。(© AP Images)

体操运动员巴特·康纳(Bart Conner)分别于1976年、1980年和1984年入选美国奥运会代表队。他于1984年夺得两枚金牌：个人双杠和团体全能竞赛。

下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电子期刊《奥运之路》(The Olympic Experience)。

吉星高照

作者：巴特·康纳

在九岁左右，我就能够头触地倒立五分钟，还能够借助墙壁完全用手倒立。有时我试着以倒立方式从客厅"走"到卧室。

那时从我们家的一层到地下室有13级楼梯。绝大多数的父母会说："天哪，你要折断脖子的！" 我妈妈虽然不希望我这么做，但她知道这是令我兴奋的事情，因此她说："你一定要在楼梯底部放些垫子和枕头，以免摔伤。"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然后我就练习倒立着下楼。

我们在学校上体育课时，一位名叫莱斯·兰格(Les Lange)的男老师对我说："你可真行。想不想看看体操是怎么回事？"

因此他把我带到一所条件很不错的高中。我们去了体操房，我觉得一切都很棒。那里有吊环、双杠、蹦床和可供人跳上跳下的运动器械。兰格先生将我送上双杠。我在上面甩了几下后，翻到杠子上来了个倒立，这是我第一次上双杠。在我看来，这比倒立下楼梯危险小得多。

那是我"顿悟"的一刻，我认识到"我要当一名体操运动员"。

我个子小，长得结实。我能够倒立行走，能够在后院里做后空翻。我会做我的朋友们做不了的巧妙新颖的动作，这给了我信心。

我升入八年级后成为全国少年奥运会的一名冠军，当时我14岁。

康纳与妻子科马内奇和前教练齐尔特(Paul Ziert)在俄克拉荷马州共同创办的体操学校。(© AP Images)

我有过很多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是1975年在蒙特利尔，那时我17岁。我从体操运动中得到巨大乐趣。

我18岁入选1976年的奥运会代表队。我们队获得第七名，而我在体操全能赛中排在大约第46名。但是到了1979年，我当上了世界冠军。1980年，我本来会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但后来美国决定抵制(原因是苏联入侵阿富汗)。

我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是1984年，在洛杉矶。我那时26岁，作为一名男子体操运动员已经太老了。

从那时算起七个月之前，我在日本参加一次国际比赛时在吊环上拉伤了手臂肌肉。我跳下吊环，立刻想到的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这下我可能与奥运无缘了。我可能从此就完蛋了。" 我年纪不小了，在这么一个时候受重伤意味着"一切都完了"。此时，我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想道："我要争取入选1984年奥运会代表队。我要进军那座体育场。"

我想像着自己走入体育场，向人们挥手致意，我听见解说员在说："嗨，朋友们，现在是美国男子队入场。七个月前我根本就不会相信，但是你们猜怎么着，巴特·康纳就在代表队里。" 我在心里盘算着。其实，我当时臂膀上缠着冰块，正赶往东京机场，准备返回美国做手术，但脑子里却在想像上述场景。

因此，1984年我在开幕仪式上真正进场时，可谓百感交集。有太多障碍可能使我与那一届奥运会无缘，但此时我已经置身其中。

我清楚地记得进入洛杉矶体育场的情景。那里大概有8、9万人，简直是一片人海。我们绕场行进时，听到人群中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我走在队友吉姆·哈通(Jim Hartung)旁边──从10岁起吉姆就一直是我的竞争对手之一。我对吉姆说："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父母那就太好了。" 吉姆说，"嗨，你看，你妈妈就在那儿。" 观众席上有一个美国奥运选手父母包厢。吉姆看到一群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他看到了我妈妈。

我记得在看到我们的父母时我很平静。在经过所有这些年的奋斗之后，参加奥运会本身就使我们感到非常幸福。我不知道此后两个星期会有何结果，但是我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参赛机会。与我的家人分享此时此刻足以令人震撼。他们向我挥手，我向他们挥手，当时的感觉是："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就。" 真的是无比自豪。

在比赛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巨大的支持，好像众人将我们高高托起，好像我们不会有任何失误。

在体操运动中，每一套动作都有一个句号，即需要 "落地生根"。我们可以说是左右逢缘，每一次都稳稳落地，甚至超出了我们自己所知的极限。几天前我看了那次比赛的录像。我从高杠上落下，就像钉子嵌入地面一样稳。我抬头往上看，摄像机抓住了那一瞬间我脸上的表情，我似乎在说，"乖乖！真不得了。我落地很少那么稳，而那次我真是落地生根。"

奥运会上有很多因素我们无法控制。要想获胜，必须有吉星高照。但是，在自己的国家参加比赛绝对享有优势，因为你会受到观众的激励，家乡观众的热情和支持把你推向一个个高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