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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0
《我的老师，我的挚友 》（之二）.
Andrew Lam
安德鲁·林（Andrew Lam）是少数族裔网络新闻集团“新美国媒体” (New American Media)的编辑，曾出版文集《香梦：对越南移民社区的反思》（Perfume Dreams: Reflections on the Vietnamese Diaspora）。《我的老师，我的挚友 》（My Teacher, My Friend）全文由《美国参考》翻译,分三部分刊登。该文将收入2010年出版的新作《东西相融》（East Eats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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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夏天，我从一位脾气乖戾的旧货商手上买下我的第一台打字机。他的货就摆在街那边，我们家的人喜欢叫他“卖旧货的倔老头”。我只花了一块两毛五分钱，但有几个键不太灵活，色带也早就褪了色。不过，我将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描写鼹鼠的著名故事全打了下来。鼹鼠告别自己的地下之家，爬上来透气，结果沿河飘游，开始谱写出历险记。我一边打字一边大声朗诵《柳林风声》中的许多段落。或许是因为早熟的缘故，当秋天开始七年级时，我已经多少成了打字高手和英文小说读者。
如果说我如此刻苦勤奋有追求，那显然我是有着许多充实的理由的：在越南，我出生于一个上等阶层家庭，我的小世界里有别墅、法国学校、仆人、围墙花园和体育俱乐部。而在美国，我父母是贫困的难民，我们与另一家难民住在布道街街尾不远的公寓楼里，房子破落不堪，我们的日子也过得艰难。这里是旧金山展现的希望的终端，戴利城打工人世界的起点。我的家园忽然间烟消云散，我的家庭四分五裂，我那舒适的生活不复存在。蓦然来到陌生的世界，我本能地意识到，如果我希望摆脱所有的失落，最好是远远地跑、快快地跑。
因此，我的世界一分为二：夜晚，我在抽泣中入睡，缅怀我那失去的世界，思念父亲，梦中时常看到被烟雾笼罩的西贡，而我自己却被遗弃在一幢旧别墅里，越共的人在城里搜查抢掠；但白天——在学校、在午饭时、在英语和艺术课堂上——我成了一个好喧哗爱发笑的男孩，话说起来没完没了。我记得自己会口若悬河，即使词汇跟不上，还搬出法语，或是在笔记本和黑板上画图，表达自己的思想。
几个月内，我可自如地说英语，虽然不是那么流利。我的词汇量已超出科先生的卡片范围。我开始与新接交的朋友逗乐开玩笑。我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变得开朗而善辩。看到我这些变化，科瑟劳先生往往惊叹得摇头。
我结交的朋友——有萨摩亚人、白人、黑人、菲律宾人、华人、墨西哥人。情人节时，我向那些咯咯爱笑的女孩寄卡片。我替校报干活，当起了小小的漫画家。到第二年，我门门全得A，不必再要假A了，拜托。我进了优秀生俱乐部。科先生对我的变化赞叹不已。我记得我与班上的活宝辩论而且获胜时他那惊诧的表情。虽然我的句子不是那么连贯，但我开始练出伶牙俐齿。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拥抱我的新世界。正如母亲向几个月后搭军舰与我们在美国重逢的父亲所抱怨的，我变成了“美国调皮鬼”。
八年级结束时，一些同学在我的纪念簿上作了留言——因为我是留言簿制作员之一，所以参与了设计。那些留言是这么说的：
“祝你在杰斐逊(高中)开开心心过口水瘾，或许明年我会参加‘林式’口水比赛……”
“致一个滔滔不绝的人。祝你在杰斐逊过得愉快……”
“致一个在艺术课上声音如此之大并戴滑稽帽子的小伙儿。”
“但愿你永远是那个我所认识的科尔马的孩子。那个我曾一同去上学的小酷越南孩子……”
在最后一页的左下角，科先生以他简明而谦逊的风格留下这段话：
“致我的好友，很荣幸做了你两年的老师和朋友。有了进步，别忘通报。 厄尼·科瑟劳。”
初中毕业时，我前去向科瑟劳先生道别，他让我将卡片带回家留作纪念，他自然知道我不再需要它们了。那天，时光很短，我记得我抄近路翻山坡，下山时摔了一跤。顿时，卡片从我手中洒落出去，像一群顽皮的蝴蝶纷纷落在青翠的山坡上。我的膝盖擦破了皮，但我却笑起来。随后，我赶紧拣卡片，我不知不绝，疯狂喊出卡片上每一图片的名称──“学校”、“云彩”、“大桥”、“房子”、 “狗”、 “汽车”──仿佛第一次读它们。
此刻我才举目远眺，看到了远处的旧金山市中心，闪烁的高楼如童话中的宝石城堡，背后则是帆船星星点点、波光粼粼的大海。
“城市啊，我美丽的城市。”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声音，溶入血液的话语。突然，一阵强烈的饥饿感席来。我想吞噬眼前这片美景。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