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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0
《我的老师，我的挚友 》（之一）.
作者：Andrew Lam
安德鲁·林（Andrew Lam）是少数族裔网络新闻集团“新美国媒体” (New American Media)的编辑，曾出版文集《香梦：对越南移民社区的反思》（Perfume Dreams: Reflections on the Vietnamese Diaspora）。《我的老师，我的挚友 》（My Teacher, My Friend）全文由《美国参考》翻译,分三部分刊登。该文将收入2010年出版的新作《东西相融》（East Eats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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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曾站在我的新世界入口处的人，最近离开了人世。虽然30多年来我未曾再见到过他，但他离去的消息仍带给我一种意外的失落感。记忆中的他，声音温和、两眼炯炯有神，一个双关语、一段笑话，会使他的浓眉滑稽地飞舞。当我刚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新大陆，眼前一片迷茫时，是他给了我关照，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器重。
厄尼·科瑟劳（Ernie Kaeselau）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位老师。1975年春，在6年级期末考试过程中，我逃离了西贡，几个月后来到旧金山，在戴尔市就读科尔马初中（Colma Junior High）的暑期课程，为上7年级作准备。 我自然不会说英语，只会越南话和勉强过关的法语。在我母亲、祖母、妹妹和我乘运输机逃离后的两天之后，共产党的坦克开进了西贡独立宫，战争不光彩地告终。在那几个月里，我曾周折于两个难民营，大多数夜晚在帐篷内度过，并祈求让仍在越南的父亲和其他亲人朋友获得平安。
我从不知道科先生的政治观点——我猜想是自由派，但如果我那时有任何观点的话，在谈到越南政治时，我们一定会发生冲突。然而，当涉及到我的时候——我是班上第一个越南难民，他的方针则是绝对慈祥。
科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是问我叫什么名字，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用越南语正确念我的名字。他要我重复几遍，直到令我惊讶地几乎完全掌握了那复杂的音调。一两天之后，他又问发音，并接着练，直到完全正确为止。不久，我这个越南难民男孩成了这位美国老师的得意门生。替他拿午饭，擦黑板，收发家庭作业都成为我的任务。当我误了车时——时常发生，有时是刻意的——他会开车送我回家。这种待遇是其他同学羡慕不已的。
美国许多孩子爱喧哗、自由自在。在越南，我们都穿校服——蓝色短裤和白色衬衣—— 而且必须向老师鞠躬。但美国孩子则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卫生间吸烟，互相对骂，有时甚至对老师也是如此——这在越南传统中闻所未闻。
最初，我很恐惧，害怕那些在校园里打血架的各种肤色的调皮大孩子。然而，科先生的课堂却是避风港。午饭时分，“听话的孩子”直奔这里。我们吃午饭，玩游戏，做功课，离那些惹事生非的同学远远的。我记得许许多多笑声，争论，闲话，甚至初起的调情。任凭喧哗四起，科先生悠然自得，他坐在桌子后面看报或帮助某位同学做作业。
有段时间，我成了他的“应声虫”。他举起一张带有帆船的卡片说：“帆船”，我便跟着念，模仿他的音调和表情。他亮出另一张卡片说：“医院”。我则会像一只小鹦鹉那样回一声：“医院”。我听他咬字发音。我留心他朗诵课本段落时念某些词的方法。如果他能说我的越南名字，那么我也肯定能卷起舌头，使自己说话更像美国人。
那个第一暑期，他给我打了A分, 但实际并不算数 。他带一小组人去玩保龄球，还组成一个小球队，教我们怎样记分，并给我们买饮料。后来他又带我们去看棒球，这是我的第一次。他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棒球的微妙之处。此后，我们去了索诺玛（Sonoma，加州著名葡萄酒产地—译注），参观了酿酒厂和奶酪厂。我还记得第一次通过金门大桥的情景以及科先生讲述大桥历史和建造过程的声音。我记得我用蹩脚的英语问他大桥是否真的用金子建成，引发车上同学一阵爆笑。
然而，最难忘的一件事是，班上来了一纸箱书。如同组建保龄球队一样，科先生成立了读书会。只花几块钱，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和移民的孩子，便成了一批书的主人。书是在一个上午我们正在上课时送来的，颇有几分7月过圣诞的感觉。我们一拥而上，跑到科先生的桌旁，他大声宣读每本书的书名，然后将书与主人对号。我在美国拥有的第一本书是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我记得当时欣喜若狂地读那些崭新的书页。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清新的油墨芬芳、纸张和胶水气味，便永远挥之不去地与渴望与想象联系在一起。我当时还不能读英文书，但我是多么如饥似渴地要学习！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