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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03
提高能源效率：说到容易做到难.
——与马修·布朗和戴维·弗里德利的
提高能源效率听起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目标。我们当然希望有效地利用能源，谁不是这样呢？然而，一旦我们开始分析能源构成我们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无数形式，并衡量一下为提高每一美元能源的效率而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就能认识到能源效率问题有多么复杂。回顾历史，提高能源效率在能源价格高涨时备受关注，在能源价格低落时便退居后位。
工商界和产业界，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多种方式应对这一挑战。《美国电子期刊》( eJournalUSA)执行主编查伦·波特(Charlene Porter)采访了两位专家，他们在美国和海外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过程中，观察到政府官员和工商企业试行种种节能政策的情况。
马修·布朗(Matthew H. Brown)是设在科罗拉多州森特尼尔的康诺弗-布朗(ConoverBrown)咨询公司合伙人。该公司就能源问题向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外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戴维·弗里德利(David Fridley)是设在旧金山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环境能源技术部(Environmental Energy Technology Division)的专职科学家。他还在同中国能源小组(China Energy Group)一道努力，帮助中国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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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社会上围绕能源效率问题的讨论已经有几十年之久。这个问题听来可能简单，但是否存在一种取得能源效率的明确具体的途径？
布朗：没有任何灵丹妙药。提高能源效率要靠政府政策与私营行业的行动相结合，要靠自愿实施的项目和标准，要靠强制执行的规范，还要靠支持提高能效的贷款机制。将上述所有因素巧妙结合，最终能带来某种效率提高。
问：戴维·弗里德利，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们的科学家有没有找到一条直接了当的提高能源效率的途径？
弗里德利：达到这个目标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要求得到某种能源服务。其中可能包括看书需要的灯光，住房取暖需要的暖气，或旅行运输的工具。其实，整个能源效率概念的核心是：我们如何能以较少的能源得到更多的服务？问题难就难在这儿。有时需要技术革新；有时需要改变行为方式。所有这些方式都会产生双重结果。就社会而言，提高能效的目的在于节能。节能能够减少排放，能够减轻生产那部分能源所造成的环境后果。
对于你我这样的消费者而言，提高能效的结果是省钱。这涉及两种动机。如果提高能效可以省钱，为什么并非人人都自动这样做？原因是缺乏认识，或是因为利益矛盾，或是“市场失灵”——这是我们概括的说法——这一切必须通过马修提到的那些方式、手段和政策加以解决。
问：马修，你曾在州、地方和联邦政府以及两个大洲等多个地方从事这项工作。你有没有发现某些文化特点可能会使能效计划变得更困难或更方便？
布朗：戴维提到的那些基本问题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难题，但在政策领域确实存在某些文化特征。我在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担任顾问的两年中，了解到一些日本的节能项目体现了日本文化“爱面子”的重要特点。这些被叫做“跑电高手”（Top Runner）的项目极大依赖于这种心理，即如果一个企业未能达到有关项目的目标和对能源效率计划的承诺，会被公开曝光。
问：一个公司被当众出丑？
布朗：是的，正因为这样，尽管有关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愿性的，但遵守标准的动力很大。
那么，同一种惩罚方式在北美洲或南美洲会同样见效吗？在欧洲呢？大概不会。当涉及到奖罚机制时，我认为项目的设计会极不相同。近十年左右，美国试图主要采取金融奖励措施，避免使用规范或指令。我认为这更体现了美国的特点，相比之下，一些欧洲国家则一向能够更有效地依赖指令、标准和规范。
问：戴维，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文化习惯在执行能源效率政策中的作用？
弗里德利：在能效项目中有非常显著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美国，我们主要依靠自我监管来遵守法定的电器最低节能标准。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相互竞争的公司始终知道其他公司的经营状况：他们购买彼此的产品，测试其性能。如果他们发现有谁作假，就会毫不犹豫地向媒体或政府报告。但在中国，不存在公司企业报告其他公司作假行为的文化。因此，自我监管一直没有成为促使公司遵循标准的有效方式。
我们正在同中国政府共同制定促进执行与遵守的各种政策。其中一项相当依赖于马修在谈到“跑电高手”项目时提及的面子文化特征。他们每年抽查电器是否达到节能标准，将那些没有达到标准的厂家公布于众。
问：美国的“能源之星”(Energy Star)标识项目使生产节能电器的厂商获得相当于“优秀公民”的奖励。你认为这是以文化背景为基础的吗？
弗里德利：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我与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合作多年，帮助中国设立相应的节能产品标识项目。其目的之一便是把成效卓著的“能源之星”项目的主要经验和程序介绍给中国的项目。
但文化差异从这里体现出来。“能源之星”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与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沟通，即要让消费者愿意选择节能产品。这也就是自愿性质的全部意义所在。这个项目必须以消费者为沟通对象，向他们进行宣传，并同生产商、零售商和政府机构合作。这种方式在美国卓有成效。
而中国文化习惯不是投顾客所好。它是一个制造业占主导并对如何行事最有发言权的国家。因此，尽管他们采用了这类自愿节能标识，但其成效远远不如“能源之星”，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效仿了那种吸引消费者的劲头。
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正面临着几乎所有部门都出现生产能力大大过剩的情况。因此，竞争是你死我活的。生产厂家青睐认证标识，因为这是他们从生产同样产品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途径。
两年前，我们进行过一个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联合开发外置电源最低能效标准的项目，即那些能为手机、手提电脑等充电的砖形小装置。中国生产的外置电源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二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利润率低、竞争激烈的产业。因此，厂家都希望获得这种高能效标识，以此可以有别于其他大批厂家，进而可能得到一点商业优势。
问：我们已经谈到了将一个国家的能效项目引进到另一个国家会遇到的一些文化障碍。不过，马修，你肯定也碰到过一些调整成功的项目吧？
布朗：“能源之星” 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自愿项目之一。美国环境保护署作出了同其他政府合作的积极努力。另外一个领域便是建筑标识领域。一些欧洲国家已经率先实行建筑标识项目。在美国，希望模仿这类标识项目的兴趣浓厚。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公布一座建筑的能耗指标，往往也会公布一座建筑的排放效应。
问：这种做法在欧洲有多普遍？
布朗：这种做法在一些欧洲国家相当普遍，而且在美国各州都引起不少注意。
另一个正在引起一定兴趣的理念是“白色标签” 。这个设想是要求公用事业公司必须按一定的百分比减少其销售额——比如每年减少百分之一。为了达到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足够的白色标签。一个白色标签相当于事先设定的能源销售下降幅度——比如一兆瓦时。公用事业公司可以向一个已将能耗降低一兆瓦时并已获得确认的公司购买白色标签。这个制度既是一个遵规机制——因为公用事业公司必须有足够的白色标签才能达到节能标准——又为投资于节能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新的创收渠道。这个项目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在美国引起了一定兴趣。康涅狄格州可能是在这方面进展最大的州。
问：在我们已经谈到的项目中，有些是由政府机构发挥主导作用，有些由产业发挥首要作用来提高能效。戴维，在中国这个历来实行指导经济的国家，这种领导作用是如何体现的？
弗里德利：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真正体现出这种变化的是，20年前，中国经济大部分掌握在国家手中，今天，经济的大部分不在国家手里，而是属私人所有。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非常有效地推行了一些政策，例如制定能源配额，进行能源审计，建立节能服务中心，强制更换陈旧设备等等。上述措施在这个指导和控制经济中效果良好，因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这些措施以降低经济的能源消耗强度。但随着中国经济日益私有化，这些政策也基本不存在了。
中国政府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是制定出顺应市场的政策，既能实现同样的目标，又不依赖于指导与控制手段。这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促成了另外一种伙伴关系。中国工业消耗的能源约占全国能源总消耗的65%，因而是至关重要的领域。但在美国，我们往往更侧重于商业和民用领域，因为工业能够自行做得不错，而且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工业部门实行节能政策？他们采取的方式之一是考察世界各地的情况，了解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我们帮助他们汇编了世界各地的工业能效政策。在与政府和产业组织举办多次培训活动后，大家一致同意尝试采用荷兰的自愿协议模式。这是荷兰政府与十几个产业部门经协商达成的在一定年限内将排放量降低一定比例的协议。这种协议取得了成功，在一些部门甚至超出了既定目标。
中国决定以山东省钢铁部门为试点，试行这种模式。中国政府基本上没有参与这个项目，而是表示：“我们将为你们提供技术支持、能源审计人员和其他专家。” 最终，对公司企业最有价值的是政府对他们的成果进行了推广和宣传。中国的钢铁工业产量高、利润低，因此，这些钢铁公司如果能宣称“我们达到了节能标准而且得到了政府的承认” ，这对于他们是极有价值的。
这切实体现了过去10年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是政府负责制定政策和方向，企业负责落实执行。
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飞速发展，中国的能源消耗也急剧上升，造成了自身的能源危机。这使节能措施从自愿协议发展到强制标准，要求各个部门必须达到定量指标。政府没有指示各个部门如何达到标准，而是确定了各个产业必须达到的节约一定能源的要求，达到要求的措施则由各个部门自行制定。与此有关的一些国际援助提供了种种手段，帮助各个部门——钢铁、化工、炼油和水泥制造——评估运作状况，为达到降低能耗指标寻找最有效的方式。
问：如果制定一项能效计划的方式如此之多，那么应当从哪里入手呢？
布朗：最有成效的项目都会采用某种综合性方式，包括强制和监管措施，奖励措施，以及对消费者进行教育和提供信息。
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分为五类。在法规方面有能效资源标准，有时又被称为能效组合标准。在监管行动方面有电器指标和建筑规范。另一种方式是制定奖励措施，即可以给予房主个人或某个公司企业等物质奖励，其中可以包括所谓表现奖，用以鼓励公用事业机构采用某种做法。最后还有“能源之星” 这种信息和教育项目。
美国的经验既有指导意义，也很有意思，因为节能行动同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联邦政府和各州正在分别采取行动。这两级政府一直在通过不同的渠道解决能源效率问题。联邦政府近年来一直回避采取强化规范和标准，因此，这个领域的创新举措一直有赖于州政府。各州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除采用金融奖励手段外，还着手制定更高能效的电器标准，更严格的建筑规范和能效资源标准。联邦政府则更加注重金融奖励。因此，这两种方式的进展?直引人关注。
问：给我介╔▄一个你见到过的最有效的节能计划。
弗里德利：我最高兴看到将解决方案巧妙结合，从而同时实现两个环境目标的项目。根据制止氟氯化碳排放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中国必须逐步淘汰电冰箱和空调机所使用的氟里昂。与此同时，他们已开始就如何提高和扩展他们的能效标准进行国际接触。因此，我近年来看到的比较有效的提高能效的项目之一，就是这个无氟高效节能电冰箱项目(CFC-Free, Super-Efficient Refrigerator Program)。其设想是，如果电冰箱生产厂家为淘汰氟利昂而重新设计压缩机和其他部件，那他们就能同时提高产品的能效。这个项目极为成功。
布朗：我见到两个最好的项目。其中之一是用于多种家用电器的标准。加利福尼亚州的确一直是设立电器标准的表率，他们研究应当将能效定在什么水平上，并为此同生产厂家合作。他们还在遵守规章和执行规章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有限。加州制定的标准项目的一个成功之处是，他们已被其他多个州仿效。联邦立法也借鉴了他们的模式。因此，一些自下而上发展设置的电器标准最初是由加州确立的。
我欣赏的另一项目是康涅狄格州实行的一个融资项目。这是一个账单融资项目，直接针对水电费账单。公用事业公司帮助小公司用户判断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节省能源。他们提供部分退款优惠，帮助降低改进节能措施所需的成本。另外，他们还通过无息贷款方式解决改进的其余费用。由于能够享受部分退款和无息贷款，消费者从一开始就处于资金不亏空状态，以付水电费的方式支付了改进开销，无需另外付一个账单。有数个州已经仿效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能够取得成效是因为消费者从一开始就处于那种资金不亏空状态，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加入参与这个项目，也是因为这是通过私营部门进行的，实地安装这些节能装置的人员都是合同承包人员。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