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ve gone social!
Follow us on our facebook pages and join the conversation.
2008.05.14
从庞德罗萨到谷歌之乡：美国人投资创新的故事
阿米蒂∙什莱斯(Amity Shlaes)担任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经济史高级研究员，着有《被遗忘的人：大萧条历史新编》 (The Forgotten Man: A New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出版商：Harper Perennial)。戈拉弗∙蒂瓦里(Gaurav Tiwari)和杨梅(May Yang)为本文提供了研究资料。
1959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播放了一出连续剧《大淘金》(Bonanza)。这个每集一小时长的西部电视剧采用了新技术──它是第一部彩色连续剧。电视剧描述卡特赖特一家(the Cartwrights)──父亲及三个儿子──在内华达州太浩湖(Lake Tahoe)畔的庞德罗萨(Ponderosa)经营牧场、建立新生活的故事。卡特赖特一家与工薪阶层不同，他们是开拓者──其中一个儿子创建了家庭牧场。他们生活在一个因银矿而繁荣的城镇，在那里，辛勤劳动和突如其来的好运偶尔会使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成为富翁。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大淘金》象征着依照自己的选择生活和赚钱的自由。这部电视剧不仅在美国非常受欢迎，而且风靡世界。到1969年，《大淘金》已经在80个国外市场播放。理查德∙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 )曾经因为他的一次重要政策讲话被安排在播放这部电视剧的时间而感到关切。其他如《篷车英雄传》(Wagon Train)、《枪烟》(Gunsmoke)和《皮鞭》(Rawhide)等西部片也有众多的观众。
自力更生的卡特赖特一家和其他西部电视片里的类似人物使我们对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化产生深刻认识。虽然1945年以来的历史教科书理所当然地侧重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提出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和民权运动的胜利等，但它们往往忽略了另一项重要的发展：金融创新调动和发挥了美国人固有的强大创造力和创业精神。甚至在被视为社会变革的1960年代，就已经涌动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为美国大淘金的潮流。当时的美国处在新创企业和我们现在所称的风险资本兴起的时期。
在美国于二次大战后解除战争状态时，大多数美国人想的并不是创建新企业。其原因之一是，由于缺乏资本，这种想法似乎不切实际。当时只有三个渠道提供建立新企业所需的资金：政府、大公司──如果你幸运的话──还有银行。1950年代初期，最大的金库就是政府。防卫开支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约为今天比例的三倍。无论如何，资本的象征是身着细条纹制服的权势集团，而不是牛仔。对1929年股市崩盘和随之而至的大萧条仍然记忆犹新的美国人担心重蹈覆辙。想在电脑这一新领域成就事业的年轻技术人员不是去父母的车库里创建新企业，而是争取到设在纽约波基普西(Poughkeepsie)的IBM工程实验室工作，或许去研制650型磁鼓计算机(650 Magnetic Drum Calculator)。
但是，就连那些在华尔街或大公司工作的人都在问，美国的金融体制是否太保守？他们知道，传统的三个资本来源无法使美国以足够快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在和平时期。另外，他们也知道，华尔街金融家或国防部的技术官员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应用研究项目中进行选择时，他们往往支持那些不合适的项目。
最后，他们认识到，最重要的是他们太缺乏去开创新企业的动力。如果在IBM做一名"本份的"职工可能赚更多钱，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经营一个未具雏形的企业呢？人们认识到，那些有才华的人如果能获得相称的回报，必定会以更大的热忱去工作和创立企业──掀起一场大淘金。
乔吉斯∙多里奥的理想工厂
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乔吉斯∙多里奥(Georges Doriot)。这位法国裔美国公民在传统体制下飞黄腾达：他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战时加入美国陆军，由于领导了出色的军事研究项目被任命为军需兵部队(Quartermaster Corps)军事计划部(Military Planning Division)部长，并被擢升为准将。后来，马萨诸塞投资信托基金(Massachusetts Investor Trust)董事长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Merrill Griswold)、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和一些政界人士推荐多里奥主管新成立的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RD)，该公司专门为被传统资本市场忽略的小型创新公司提供资金。
多里奥向他的学生以及所有的人解释说，需要用更有效的手段来为新创企业融资，将风险资本与有希望成功的新概念挂钩。在这个制度下，投资商不是把钱借给新企业，而是购买这个新公司的股份，然后──至少在有些时候──帮助管理公司。失败的几率会很高，但一旦企业成功，投资商就能得到巨额回报。
如多里奥的传记作者斯潘塞∙安特(Spencer E. Ante)所记述，多里奥最初依靠传统的资本来源。后来，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成为上市公司。但是，多里奥也持有很多非传统的观点。他懂得，吸引力对于创新者和投资者同样重要；传统企业内的等级制可能会降低这些吸引力，最好是制定出让更多人的利益与新创公司的成功挂钩的办法。他赞同让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人员在该公司投资的企业里拥有个人股份的想法，他也赞同如果认为新创公司有前途就应当注入更多资本的想法。他的西装与牛仔裤可以说相去甚远，然而像西部牛仔一样，多里奥不喜欢受约束。
当时有一个名叫肯∙奥尔森(Ken Olsen)的海军退伍军人认为比IBM主机更小、更廉价的计算机可能代表未来发展的趋势，但传统的借贷机构拒绝了他提出的贷款申请。多里奥和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为奥尔森提供了资金，数码设备公司(DEC)就此诞生。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成了著名的多里奥梦想工厂(Dream Factory)。他的灵感和热忱造就了波士顿郊区128号公路沿线的一批科技园和公司，现在这个科技城已经名闻遐迩。
这些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持有的数码设备公司的股权从最初的70,000美元增至数亿美元。但是，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成功未能超越公有和私营模式之间的樊篱。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这使多里奥很难对他所投资的企业追加投资。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再反对该公司让雇员拥有所投资企业的股票期权。监管机构和多里奥的视角不同，看不到这些期权是至关重要的激励机制。忿忿不平的多里奥得到了很多风险资本家已经深有体会的教训──公司上市要付出代价。有时还是不上市为好──可以自由自在。多里奥气愤地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这是在保护我们的股东，但其实是让他们遭受损失。"
创新：进展和挫折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这才打破了政策僵局。由于担心“斯普特尼克”1号显示美国没有能力与苏联在技术革新方面竞争，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D. Eisenhower)因此提出并签署了《小企业投资法》(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Act)。该法律允许小企业向政府申请优惠贷款，但它们必须接受苛刻的条件。该法律并没有导致很多发明，但它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即政府将采取对私营新建企业有利的政策。
与此同时，一批像多里奥那样的创新者和年轻的风险资本家对传统的管理模式日益不满，因此采取行动来实现自己的设想。当时有一家公司叫做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老板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是位典型的公司主管，强调服从和等级观念。在筹集到民间风险资本后，八名极有才华的工程师从该实验室辞职，成立了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就是加利福尼亚硅谷的起源。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戈登∙穆尔(Gordon Moore)等人发明了今天所有计算机的基本要素──"集成电路"。
后来，飞兆公司的一些雇员也获得了民间风险资本，于是他们又另行创建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其生产的处理器驱动今天亿万台个人电脑的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oration)只不过是"飞兆子孙"(亦称"仙童公司")之一。当我们今天听到西海岸某一家公司没有老板而且很多雇员拥有股票期权时，我们就会想到微软公司。其实，开此先河的是"飞兆子孙"，它们还创建了硅谷。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有时继续阻碍风险资本模式取得进展。例如，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研究项目投入巨资，但研究结果往往得不到利用，原因之一是这类研究所产生的知识财产的所有权不明确──在法律上它们可能仍然归政府所有。因此，没有人能够放心地利用这些知识创建企业。
国会在1969年把资本利得税从25%增至50%，给投资人设置了又一个障碍。投资人由于只能从其创新中获得一半利润而感到气馁。从1971年起，新专利逐年减少。1970年代某个时候，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奇∙贝赫(Birch Bayh)的助手发现，有大约28000项获得美国专利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批准的专利没有进行开发，只有4%在商业得到应用。人们在想，美国企业创新的时代是否已经一去不复返。就连电视节目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大淘金》因失去观众而停播。
二次淘金
1978年，对此深感关切的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维廉∙斯泰格尔(William Steiger)提出一项计划，把资本利得税实际上降低至28%，专利商业化因此变得较有利可图。另一项较大的政策变化发生在1979年，当时美国劳工部更改了有关规定，允许退休基金从事风险投资。
1980年，贝赫参议员和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发挥主导作用，促使国会通过了《贝赫-多尔法案》，允许高等院校和小公司在一定限度内将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用作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确保利润分成的情况下，各研究机构获得了为自己的创新寻找开发商的动力。
此后，风险投资活动急剧增加。在1970年代上半期，全国只有847家公司从事风险投资，而在1975年至1979年间，此类公司增加至1253家，到1984年进一步增加至5365家。现金投资增加了七倍。苹果电脑公司便是及时得到风险资本的新创公司之一。
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变化听起来可能枯燥乏味──英特尔公司的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或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的那些崇拜者，有多少人听说过《贝赫-多尔法案》或多里奥？但是，新法律不仅催生了硅谷和128号公路科技园区，还推动了创新文化的蓬勃发展。如今，作为《大淘金》背景的太浩湖已经成了风险资本公司开会的固定地点。如果健在，那些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为美国的前途担忧的人一定会感到惊喜──牛仔精神依然如故。
本文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