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05

全球化、人权、民主

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

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

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Daniel Griswold)是位于华盛顿市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在贸易、移民、全球化领域著述甚丰，2004年1月发表的研究成果《以自由换专制：开放市场如何为民主耕耘》(Trading Tyranny for Freedom: How Open Markets Till the Soil for Democracy)登载在www.freetrade.org。

美国国会或媒体在讨论贸易和全球化问题时，一般注重于它们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如制造业、就业机会、工资等。但是，贸易的内容远远超出大豆或机床出口，而是涉及自由与民主的输出。

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布什政府清楚阐明了这样一个论点：贸易能够而且一定要发挥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与人权的促进作用。在2002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布什总统说："贸易带来自由的习惯"，这些习惯"引发对民主的预期和对更好的民主机构的需要。那些对境外贸易开放的社会，在境内也对民主更加开放"。

贸易、发展、政治改革

贸易、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并不仅是一句套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经济与政治自由都是相辅相成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历代政治哲学家都提到，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壮大可以为民主成长提供更肥沃的土壤。

贸易与全球化可以增加人民的自由，使他们能更多地把握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而促进政治改革。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人民再也没有必要去贿赂、乞求政府官员批准进口一台电视机或某些拖拉机零件。外汇管制再也不能限制他们出国旅行。他们更容易获得各种通讯手段，如移动电话、互联网、卫星电视、传真机等。

在比较开放的国家，无论是工人还是制造者，他们的生活都较少受政府当局支配。例如，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市场主导的经济体中，政府将无法按照自己的好恶去阻止独立的报纸印刷某些内容。在相对开放的经济和社会中，全球媒体的"CNN效应"以及消费者的关注将有助于揭露和阻止那些虐待工人的行为。此外，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比在在封闭的发展中国家更愿意提供有竞争力的待遇和工资。

经济自由与收入增加，又将有利于形成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更强政治意识的中产阶级。作用日益显著的商业阶层，加上更富庶的公民社会，将形成在政府之外的有影响力的领导和实力中心。经济上的自由将会使人们渐渐希望和期待行使自己的政治与公民权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把公民与世界隔绝开来的政府更容易实行控制，不让人们获得可用来挑战当局的资源和信息。

更多民主化

正像理论所预示的那样，在现实中，贸易、发展、政治及公民自由是相互关联的。人人都同意，世界比三十年前更为全球化，但很多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世界也比30年前更加民主化。根据人权研究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最新统计，近30年以来，世界上享受完全的政治及公民自由的人口比例有了大幅增加，同样，世界上民主政府的比例也在同期大幅增加。

这个人权研究机构在2005年12月公布的年度报告中说，46％的世界人口现在生活在"自由"国家，此类国家的公民"享有公开的政治竞争、尊重公民自由的气氛、非常独立的个人生活以及独立的媒体"；而在1973年，只有37％的世界人口享有这些。在同一时期，一贯压制政治与公民自由的"非自由"国家的人口比例，则从47％下降到36％。"部分自由"国家的人口比例没有任何变化，仍然维持在18%。在此时期，民主政府在世界上所占比例达到64%，这是自从自由之家33年前开始统计以来，民主政府达到的最高比例。

皮货出口商哈格斯(Girma Hagos)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阅读网上新闻。

在很大程度上借全球化的自由之风，过去30年中世界11%的人口从"不自由"转变到"自由"，这意味着今天又有6.5亿人享受到美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家的人所习以为常的公民与政治自由，不再遭受我们仍在专制国家看到的那种暴政。

从各个国家的内部看，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也是相连的。加图研究所2004年进行的以自由换取暴政"的课题研究发现，那些对全球经济保持开放的国家，远比不开放的国家更有可能实行民主，亦即更尊重公民及政治自由。与这些开放国家相比，那些相对封闭的国家更倾向于系统地剥夺公民及政治自由。

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

过去20年以来，一些经济体沿着经贸改革的路子，走向政治改革。仅在八十年代，韩国和台湾都还是在专制制度统治下，不允许有什么公开异议。在经过若干年的贸易发展与收入增长之后，今天的韩国与台湾都是多党民主制，实现了百分之百的政治及公民自由。还有很多国家正在大力推进这种双轨道的改革，如智利、加纳、匈牙利、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葡萄牙、坦桑尼亚等。

换言之，政府一旦给予公民更多从事国际商务的自由，就将越来越难以剥夺公民的政治及公民自由；而那些对国际商务设置关税及各种壁垒以"保护"其公民的政府，更容易剥夺上述自由。当然，经济开放与政治自由的相关性并非一模一样地体现在所有国家，但是这个总体趋势是勿庸置疑的。

将这一点应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即是：贸易与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可以成为在全世界推广自由与民主的利器。

比如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与全球化使政治改革有了希望。经过25年的改革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第一次在拥有住房、出国旅行、与他人进行经济企业合作而不受政府控制等方面享有独立。在过去十年中，电话装机、移动电话、及互联网使用者的人数巨幅增长。每年有数百万的中国学生与观光客到国外旅行。这对于中国的个体自由而言是好消息，但对于政府而言是日益增长的问题。

在中东地区，自由贸易与全球化也可以起到促进民主与人权的作用。在2003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布什总统阐述了他的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他说："阿拉伯世界具有伟大的文化传统，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进步中损失了机会。展望全球，自由市场与贸易有利于战胜贫穷，并使男女老少形成自由的行为方式"。

中东地区的经济停滞滋生恐怖主义，这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缺乏改善未来的机会与希望，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这些年轻人既不能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无法参与政治程序，进而成为宗教极端主义者及恐怖分子现成的征召对象。任何致力于促进中东自由的努力，都必须包含促进经济自由与开放的议程。

未来

在多边层次上，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协议，将为民主与人权创造更为友善的全球气候。不发达国家通过开放相对封闭的市场，通过获得对富裕国家的更多市场准入，能够实现更高的增长率，发展壮大中产阶级，而后者是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中流砥柱。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贸易谈判开始于2001年，它的成功落幕将会强化过去30年的两大趋势：全球化及政治与公民自由的推广。但如果谈判失败，也势必会在这两条战线上耽搁和影响数百万人的进步。

30年以来，全球化、人权、民主联手向前进，虽然步履蹒跚，且不是在每时每地齐头并进，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明确无误地显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在不发达国家中促进全球化，不但有利于提高增长率和收入，促进生活水平提高，使穷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而且，我们也在传播政治和公民自由。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源自《美国电子期刊》2006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