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05

高等教育中的全球问题

斯蒂芬•海尼曼

斯蒂芬·海尼曼

斯蒂芬·海尼曼(Stephen P. Heyneman)是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国际教育政策学教授。他经常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曾在世界银行任职22年，足迹遍及几十个国家。

全球化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也影响我们的应对方式。比如，在70年代，依靠政府财政手段刺激经济成长的做法屡见不鲜。但在今天，私人投资额超过了外国援助与政府资助。

同样，过去，企业的决定往往取决于附近的、同一语言环境中的供应源。今天，企业决策根据的是全球比较优势。一个电脑装配厂可以坐落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也可以在北爱尔兰或马来西亚；一个纺织厂可以建在印度的班加罗尔或墨西哥的索诺拉；一个冬季水果农场可以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智利或摩洛哥。

教育雄心

全球化也影响着高等教育。今天，几乎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三个雄心。第一个雄心是，要求提高入学率。世界各国的高校入学率在迅速增长。在60年代末期，适龄青年(18至22岁的)的高校入学率在西欧没有一个国家超过8%；而今天，西欧则没有一个国家的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低于35%。全球的高等院校入学率每年增长10％到15％，其中包括在中低收入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

其结果是：高等教育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不再是"精英"教育──"精英"教育意味着同龄人入学率低于15％。高等教育成为"大众教育"。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的在校生有26万9千人；印度的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有30万9千名学生；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大学(Anatolian University)有100多万名学生。伊朗的伊斯兰自由大学(Islamic Azad University)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私立大学，它有145个校园，85万名学生。高等学府给人的传统印象是与世隔绝的的象牙塔，在那里受教育的是少数幸运儿。这种印象需要改变。实际上，今天的高等教育经历常常是非个人化和不具人情味的──学生排着长队进入陈旧的演讲大厅，图书馆藏书残缺不全，墙有裂缝，油漆剥落，水龙头漏水。

第二个雄心是，每个国家都想改进高等教育的质量。十年以来，定义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求教室、学生宿舍、图书馆、科学实验室、学习厅等都具备现代化的电子设施。学生年龄略大一些，半工半读，住所远离校园。高质量的教学大纲不再基于教科书，而是依靠来自印刷或电子资源的最新信息。提供给学生的信息经扫描放到网上，他们无论住在哪里或在什么地方旅行，都可以了解课程情况。

另外，授课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课堂上不再以向学生教授信息为主，而主要用于分析学生在课前已经了解的信息。互联网等电子手段改变了大学图书馆，提高了服务质量。师生则不必像过去那样常去图书馆。过去，大学图书馆的质量取决于藏书量，现在则取决于它提供多少获取信息的途径。每个高质量的大学图书馆都拥有充分资金，加入各种专门的"信息网"，从而可以分享藏书。

大学图书馆的网络是跨国的，欧洲、亚洲、北美洲的大学图书馆亦在其中。信息获取能力是优秀图书馆与平庸图书馆的区别所在。所有学术服务，包括授课与书名索引等，皆通过宽带设备传送。实际上，现在大学排名榜包括宽带容量(参见附表)。就质量而言，宽带容量低的大学是无法与宽带容量高的大学竞争的。

全球大学的第三个共同雄心是，更加公平化，即向那些来自贫困家庭及地区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与助学金。许多一流大学资金充足，可以为三分之一的学生提供多于政府补贴额的奖学金。

财政资源

但是，实现这三大雄心是十分昂贵的，几乎在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靠公共资源达到目标。随着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对质量与公平的预期不断提高，公共资源无法满足需要，而且这种短缺很可能将长期存在。由此带来一个全球性难题：高等教育如何为实现目标──包括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传统目标──而融资？

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都面临这一难题。比如，就美国公立大学而言，现在只有15％到20％的经费来自州议会拨款，其余资金要靠学校自身筹措。这样一来，优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行政目标与策略上变得非常相像。就我所知，各大学有以下四种筹资选择：

因卡特里娜飓风而中断学习的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学生应邀到来到德国法兰克福继续学业。

-- 让传统资源带来更多收入(如提高学费，征收租用费，加强行政管理)；

-- 发展更多的收入来源(如获得发明专利或进行投资)；

-- 更有效益地分配现有资源(如从单项资金转向集合资金，或对教职工工资作进一步区分)；

-- 取消一些过时的专业或服务(如家政学)。

所有这些选择都具有争议。优质大学不但要成功筹措资金，而且还要明智地分配资源，从而保持其公益功能。当然，各个学校为各自目标融资的成效不一。有些学校行动迟缓，因为它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任何大学要达到高质量，就都必须自行融资和管理。

有些人可能把这个趋势看作是高等教育的"商业化"。还有人把它看作是高等教育的"美国模式"全球化。不过，对于这种最大利用资源的必要性我持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商业化，而是高等教育把对高质量的合理追求变得专业化。这也不是美国的模式，而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即所有高等学府都必须参与解决今天普遍存在的公共资源短缺的困境。

社会聚合力

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影响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公立与私立大学都有责任帮助维系公民和平相处及邻里和睦，以及确保毕业生在劳动市场上能够有不负众望的表现。

无论大学的主要目的是教学、研究，还是职业培训，它们都会在两方面对社会的和谐产生影响。一是贯穿在历史、文化、生物学、物理学、工程学、环境学教学中的课程大纲与专业态度。高质量的大学会对世界文献和史料持开明立场，无拘无束地向所有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课题和内容。任何优秀大学都不会对信息来源实行限制。

第二个方面在于大学如何树立行为典范和体现专业准则。这包括：校方对优异学术成就给予奖励的诚实公平程度；教职员工与行政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公开提倡并遵循行为准则；以及学校在多大程度上珍视公开的讨论和不同意见。学校展现的上述特徵越多，学生在知识技艺中就越可能体现出人的价值资本，学生也会对社会资本作出更大贡献，即愿意为公共利益奉献，并比较宽容和理解其他观点意见。

那些展现高水平的人的价值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大学，是高质量的大学。恰恰是这些高质量的大学，能对一个国家的社会聚合力产生最积极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当大学出现腐败，当分数、录取、鉴定等可以因贿赂而改变时，这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就受到威胁。腐败的大学不但不能树立良好的行为模式，而且还会树立反面的、有碍国家前途的行为模式。

今天，高校反腐败是一个全球问题，事关重大。欧盟成员国正通过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协调其高等教育体系，使欧盟各国学生与教师具有更大的流动性；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新鉴定标准指南，则使世界各地大学能够在学术质量方面相互比较。愿意参与比较的学校往往能够显示自身具有透明度。

证明学校质量的责任，在于接受鉴定的大学本身。学校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信誉，那么在劳动市场上，其学生将永远处于劣势，而且，可能要引起公众追究公共投资究竟带来了多少效益。

总之，在高等教育中，有一种越来越成功的"模式"，适用于世界各地区。这个模式就是：高等学府能够通过自己融资来实现目标。有一点越来越清楚：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社会聚合力有着独特的作用──如果不按职业规范行事则产生消极作用，如果按国际标准行事则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与政策。

──源自《美国电子期刊》2006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