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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3
职业环境变化
──采访丹尼尔·平克
商务顾问、演讲人、作家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撰写过两本颇受好评的书，探讨全球经济及其对全球人的影响：《全新思维》(A Whole New Mind)和《自由职业国》(Free Agent Nation)。此外，他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以及《快捷公司》(Fast Company)杂志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论及退出公司自行创业、外包、以及从工作中寻找价值意义等现象。作为《连线》(Wired)杂志的特约编辑，平克还为雅虎金融(Yahoo! Finance)写专栏。以下是美国国务院专职写作员保罗·马拉默德(Paul Malamud)对平克的采访纪录。
问： 在你看来，什么是全球化？
平克： 全球化是不同经济体、不同社会之间的大幅度互动，世界被技术发展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并对资本市场、技术以及信息交流产生影响。
问：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平克： 我认为有几方面因素。其中之一是诸如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的到来：它使一个津巴布韦的孩子几乎能与剑桥大学图书馆馆长一样迅速地找到信息；它使人们更容易保持与母国的联系；它使资本在全球流动，到达能使资本得到最好利用的地方；它给政府和政治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它减少贸易壁垒。在我的意识中，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无论是观念的流动，还是资本的流动、物资与服务的流动、人的流动──由于全球化，所有这些流动都变得更方便、更迅速。
问：我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好，还是更不好？
平克: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件好事，当然它不完美。我们不能把完美与好对立起来。总体而言，全球化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水平。显而易见，它也导致了某些紊乱。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工人，你的制造业工作转移到某个发展中国家，那里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你的五分之一，那么，从某种意义来说，你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
但在同时，这个制造业工人及其家人也因消除了贸易壁垒而得到商品与服务价格低廉的好处。显然，他们也从促成全球化的各项技术发展中获益。所以，我的观点是，全球化总体上是好的。对公共政策的挑战以及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国际与国内的挑战在于，要确保人民得到全球化的好处，与此同时，必须有政府和政治机构介入，减轻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问： 有没有统计数据可以证明，全球化是水涨船高、全体受益呢？
平克： 这要取决于按照谁的生活水平。当然，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的50年翻了两番。我可以肯定，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尽管如此，这个星球还有1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所有人现在都生活在蜜罐里；但总体而言，全球化使事情变好，而不是变糟。因此，我几乎可以断言，一般来说，未来会比现在更好，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而恰恰因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问：你在《全新思维》一书中预言，还会有更多的常务性白领工作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且认为这种损失将会被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的更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所弥补。然而，这个前提是，大多数人都富有高度的创造力。假如我们大多数人并非如此呢？
平克： 我不能认同人们不具有这种能力的前提。我的论据是，这些经济体将常务性的工作自动化和外包化，如基础会计，基础金融分析，甚至基础法律服务──这与我们在制造业所看到的情况一样。今天，任何常务性工作──任何可以简化用说明书、规格表、或者一套规则来做的工作，都将逐渐从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消失，因为这类工作可以用更廉价的方式完成，可以用电脑或由其他国家的人来完成。
这意味着，为了经济生存，人们必须从事比较非事务性的工作。这很可能是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富有同情心的、大格局的工作。我认为，无论是就人类整体而言，还是就美国人具体而言，要说他们不能有创造性、同情心和大格局，那是完全错误的。
举个例子。回想一下美国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曾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高中，不是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只有少数精英才值得受良好教育"。我的意思是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变成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译注)，但是人人都可以变得善于运用这类抽象思维能力和发挥高度的感染力。我认为这是极其可以做到的。
没有人会说："大众不可能识字"。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注)，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识字。说"大众不可能识数"，对不起，我不能同意。我不认为人人都是爱因斯坦，但他们一定能识数。而且他们的能力不止于此。
问：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达到了同样的教育水平，发挥他们自己的创造力，那么发达国家的人会如何呢？
平克：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汤姆·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作家兼《纽约时报》外交专栏评论员──译注)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这点。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国与印度正在把我们赶向深渊。另一种观点是，它们正在把我们赶上峰颠，弗里德曼持后一种观点，我也一样。它们会把我们赶上峰颠，并不是因为我是乐观主义者，而是因为那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模式，一向都是这种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将来情形百分之百肯定还会这样，但我是这样预测。
我也同意，美国人绝对不是唯一有创造力的人，因此美国人必须做的是，丢掉自我满足感，更上层楼，也就是像弗里德曼所说的，其他国家把我们赶上峰颠。
问：工作的性质也在其他方面发生变化，电脑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强。你认为还有多长时间电脑就可以竞争乃至取代人类的专业级工作？
平克：我认为在某些方面，电脑是在做一些专业性的工作。比如，TurboTax(一种可以帮助纳税人填报税务表的软件)。我们都很关心外流和外包现象。去年，美国有300万个税务报表是由印度的税务专业人员在印度完成的，但是有2100万报表是由TurboTax完成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软件已经在做专业人员的某些工作了，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会计师要生存，就不能继续做这件能够由39.95美元的软件完成的事，他们必须做那些很难简化成电脑程序的工作，也就是要从事更复杂的咨询事务，即理解客户有哪些财务需要，给他们提供更高层次的金融咨询。
这同股票经纪人与投资大致相同。现在，很多美国人自己上网投资。信息到处都有，互联网的股票交易相对便宜，因为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完成，而不再需要打电话请一个股票经纪人来进行日常交易了。
我想，到一定时候，股票经纪人要转成金融顾问，做到对顾客有更细致的了解，提供电脑永远无法提供的咨询。
问： 那么机器人呢？你认为机器人将如何影响现有的工作？
平克：人们如果到一个制造车间就会看到，那里已经不是20年代、甚至也不是50年代的那种样子了，你看不到那种满身油污的工人在装配线上拧螺丝的景象。今天在那里看到的人往往都有学位，他们在管理那些机器人。机器人不能自我管理，也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们听软件程序的指令，这些程序指令必须由人来写，机器人必须由人控制。所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作成为这类工作。显然，它要求更高的技术水平。
问： 是不是全世界的工人都有这种智力、智商来适应这一切呢？
平克： 请允许我对这个问题的前提表示一点不同意见，亦即智商是能力的尺度。智商只是某一种逻辑思维的尺度，但它远远不是唯一的逻辑思维方式。现在有非常多的证据表明，智商与事业成功之间的相关性几乎是零。智商与你选择的专业有相关性。此外，标准的智商测验的分数在不断提高──智商中值数提高了。智商是才智的一个部份，但只是其中一小部份。我们有丹·戈尔曼(Dan Goleman)谈情商的著作，有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著作以及他提出的多重智商的观点。所以，我不把智商看成衡量人类能力的尺度。
问： 你认为全球化的某些副作用会威胁到人类的尊严吗？有人提出，家庭、家族、社区、资历辈分等关系都在松懈──甚至一个人基于自身技术能力而取得的成就感也在贬值，因为在全球化经济中，角色变换太频繁了。
平克：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说西方世界是未来的先驱的话，那么这里的家庭关系的确比世界其他地方松懈得多。人们有更大的流动性，不见得居住在父母生活的地方，也不见得居住在兄弟姐妹居住的地方。有一系列不同的家庭结构在向核心家庭形式提出挑战。说身份来源于一生所积累的技能──这很有意思。我认为它在发生变化。人们不可能扎在一个行业中40年不变地挣钱过日子，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任何技术的周期都在衰减。一套技术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若干年。显而易见，必须学习，学习如何学习，不断提高。
至于这会不会有损人的尊严，我不知道。也许它会提高人的尊严。它使人不断进步，而不是停滞不前，使人有更多出成果的机会。显然，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这确实是个问题。
问：在《全新思维》中，你常用"她"来泛指人。你是否觉得全球化凸显了妇女的作用？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意思：在新经济中，人类精神中的双性成份具有某种优势？
平克： 有很多证据显示，那些具有双性思维方式的人，也就是，既可以运用典型的"左脑"男性思维方式，也可以运用典型的"右脑"女性思维方式的人，在现代经济中具有相对优势。我认为，有很多能力──诸如同情心，甚至创造性──往往因为被认为是"女性的"或者"柔性的"而被忽视，但它们今天实际上更为重要，并给女性略带来优势。我认为，未来的确属于那些具有双性思维的人，也就是，既有分析能力，又有艺术性和同情心。
问：真是这样吗？大多数人难道不是习惯于传统的性别区别吗？
平克： 可以观察一下美国的军队，从许多方面而言，这是个男性的专业。但是，军队中有许多女性。今天军人所要执行的任务，有时要求比较复杂的技能。他们必须了解当地文化；会有维和使命──维护和平与战场作战是很不同的。我的看法是，所有人都有双性思维能力，而那些不愿意发展这一能力的人可能会陷入困境。
问： 还有一个与全球化相关的变化是手机、互联网、甚至电脑游戏等更为普及。这种现象，单就趣味性而言面，也与全球化经济相连吗？
平克：很难讲。但是，即使电子游戏，如同任何形式的娱乐，也可以成为跨越不同文化的共同语言。手机提供的持续联系，可能与全球化有关，虽然它可能要算一个远亲。
问：你在书中说，全球化似乎在美国导致更多的精神探索。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平克： 有非常大量的证据显示，当收入高于某种小康水平以后，更多的钱对提高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作用十分有限，真正给人带来满足和幸福的是金钱以外的东西：满意的工作，密切的关系，过有意义的生活等。我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会有更多的人能够追求生活的意义、追求生活的目的和那种超越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谈到"第四个大觉醒"("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他讲述了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如何从这个星球上的一小部份人扩大开来，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也有人把这叫做"追求意义"("meaning-want")，也就是，星球上的一部份人已经从"追求物质"("material-want")转到"追求意义"了。密执安大学的唐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称之为从物质主义价值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发展。我认为，达到一定物质生活水平所带来的自由使人们能够追求更多的东西，这是一种享受。
问： 在你早先的《自由职业国》一书中，你谈到在全球化的劳动大军中，为自己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你指的是什么？
平克：我把自由职业者定义为不是在大公司、大机构里做事的人──自由撰稿人，小业主、小生意人等。这种工作形式越来越普遍，这既有技术的原因，也有由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契约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由公司内部的结构变化所造成的原因。刚才我们谈到的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也是一部份原因。
这些因素促使很多人脱离大公司，谋求自我发展，也造成对其他人的推动。至于这些现象与全球化的联系，也许体现在它给人们带来的流动性。有些人为北美的公司工作，但却住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招聘人才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地方市场，而是可能面向全球，尽管这才刚刚开始。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认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会给自己寻找新的工作方式，而不是永久性地依附于一个公司机构。
本文中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源自《美国电子期刊》2006年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