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03

正确汲取保护主义的教训

经济学家证明，随着进口增加及保护主义堡垒减少，日本的生产力提高。

盖瑞·豪夫鲍尔（Gary Hufbauer）和康斯坦丁诺·皮切达（Costantino Pischedda）

惨遭战争破坏的东亚经济体曾一度以保护主义政策振兴经济。但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不应该误读历史。日本、韩国与台湾只有在开放进口市场时，其经济才实现持续的快速增长。残存的保护主义壁垒只会损害这些卓著成果。

盖瑞·豪夫鲍尔（Gary Hufbauer）是华盛顿特区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雷金纳德·琼斯（Reginald Jones）高级研究员。 康斯坦丁诺·皮切达（Costantino Pischedda）是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助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从赤贫一跃而成显富。回顾历史，日本、韩国与台湾有时被描绘为以保护手段扶植发展的历史样板。的确，所有这些国家在战后头十年的窜升中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过保护主义政策。自由贸易的怀疑论者因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保护手段曾经在这些国家行之有效，那么为什么今天亚非拉穷国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呢？

理论分析

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是政府干预可以纠正种种市场失灵现象。以下是几个实例：

-- 如果企业甲的活动使企业乙无偿获益──如创造一个训练有素的劳工队伍供企业乙雇用 ──那么企业甲就可能在培训方面投资过少。政府若提供补贴帮助企业甲支付培训费用，将可使整个生产体系受益。

-- 如果边干边学是成功的关键，那么企业只有获得广泛的生产经验，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但在学习期间，企业可能蒙受巨大的金融损失。除非远见卓识的资本市场提供足够的信用，否则政府扶持企业起步就是必要的。

-- 企业甲（如采矿公司）只有在企业乙（如铁路公司）建成后才能获利，反之亦如此。政府可帮助协调上述两个企业的商务关系。

上述三个实例描述了可能为政策干预提供正当理由的市场失灵现象。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假设在实践中是否重要。毕竟，在保护主义辩论中站在另一边的人也能引述大量理论依据：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业已被证明的竞争提升效益的理论，以及被广泛认可的保护主义滋生腐败的危险。

实例之一──日本

日本经济复苏的第一个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1945－1955），其间经济飞速增长。政府对关键部门予以保护，作为旨在恢复战前工业水平的总体产业政策的一部份。政府政策侧重于遭受重创的重工业，如钢铁、化工以及交通设备。

回顾这段历史，日本的复苏并不困难，因为战前的专业知识、技术管理人才以及企业网络基本完好无损。日本缺乏的是国内储蓄与外汇，无力重建物质资本储备，无力从国外进口投入品和技术。政府干预无疑增加了储蓄并管制了外汇。这些目标的实现可能加速了战后的复苏进程，但并没有创造复苏。

在第二阶段（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逐渐自由化（农业除外），而经济仍快速增长，日本很快成为技术进步的国际先导。贸易限制对于日本的持续成功无甚帮助。事实上，经济学家在对日本各产业进行逐一分析后表示，实际保护与出口业绩呈负相关。

韩国解除高贸易壁垒后，技术密集型产业随即欣欣向荣。

同样，经济学家展示在1955年至1990年期间，实际保护程度与生产力提高呈负相关。这些学者还发现，进口水平与生产力提高呈现正相关。至少有两个原因可解释上述结论。进口新型优质中间投入品可提高当地企业的效益。此外，进口使当地企业面临竞争，能激励管理者改善效绩。不错，日本经济增长成就突出，但如果政府对国内企业的保护较少，那成就可能会更大。

实例之二──韩国

朝鲜战争（1950－1953）使韩国的工厂设备遭受重创，但劫后余生的工人将技术带到战后时代。在此后的十年中，政府抱持保护主义观念，不但高设贸易壁垒，而且人为提高汇率。但从 19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领导人调整了各项政策，趋于外向发展。贸易、税收、信用、汇率等激励措施多管齐下，促使韩国经济向出口导向转变。

在1961至1980年期间，韩国实际出口额每年增长近2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出口在韩国经济产出中的比重从百分之五猛增到百分之三十三。虽然产业发展的初步阶段侧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步入了发展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第二个阶段。今天，韩国业已成为电器、机械、钢铁以及汽车的重要出口国。

然而，遗留的保护手段阻碍了韩国的整体发展。有关韩国38个产业从1963年到1983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保护手段与生产力提高呈负相关的函数关系。位于首尔的韩国大学的经济学家李中华（Jong-Wha Lee）指出：“韩国的数据证明了减少贸易干预与提高生产力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老掉牙的特殊利益而非经济收益核算，更能说明韩国的保护模式。

实例之三──台湾

台湾经济复兴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从1949年内战结束至1950年代末期，台湾政府高设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以限制进口并扶助国内产业发展。

在第二个阶段，即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台湾领导人转向外向型政策，大力开放进口并纠正高汇率。他们认识到，由于台湾国内市场规模小，内向模式限制了经济增长的前景。

在外向发展阶段，台湾的出口迅速增长。出口在经济产出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8.5%窜升至 1976年的44%。 1955年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8%，而到1976年则高达91%。

在第二个阶段，台湾保留了一些贸易壁垒（在农业领域尤为突出），但遗留的保护措施是对特殊利益的妥协，对经济增长则毫无贡献。台湾能实现增长并非因为限制性措施的存在，而是因为克服了限制。多项研究发现，台湾的贸易保护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市场失灵引起的。

汲取经验教训

战后日本、韩国与台湾的经验说明，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不断自由化密切相关，与持久保护无缘。在经历最初的内向型发展阶段之后，这三个国家相继开放经济并参与国际竞争。正因为如此，它们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率。保护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消除的，有证据显示，遗留的保护手段损害了优异的整体表现。

赞成高贸易壁垒的人或许会争辩说，东亚经济增长始于保护主义政策。这种说法虽然没错，却未能区分增长过程的起步阶段与长期持续增长。上述三个实例的发展皆始于战后重建。初期的经济增长不过是使这几个东亚经济体恢复到战前水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已故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是出口导向增长的著名倡导者，他承认进口替代在韩国与台湾经济增长的初期发挥了正面作用。但是，保护的正面作用仅限于短期，即以国内生产替代消费品进口的阶段。这个阶段一旦结束，东亚经济体便需要对世界市场开放──既是为获得中间投入品，也是为大规模扩大出口。就人均经济产出增长率而言，出口导向时期高于进口替代时期。以韩国为例，1955年至 1965年期间的人均经济产出年增长率为2.2%，在此后十年中则达到8.2%。

自此，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早已超越单纯实行进口替代的阶段。在2006年（而非 1946年），发展中国家应从东亚的历程中吸取的经验十分明确：为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不断降低对世界贸易的壁垒。

本文表达的见解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