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04

“我将终生记得那一天”

亚当•米赫尼克（中）参加苏联集团内首次举行的半自由选举投票。团结工会赢得压倒性胜利。

亚当•米赫尼克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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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没有人料到共产党政权垮台——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美国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任期1981-1989年)在西柏林发出的“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的呼吁被视为是冷战言辞的回声，而不是现实的政治计划。

然而，柏林墙被拆掉了。

我将终生记得那一天。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领导人正在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那时候波兰已由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当政，他是苏联集团国家中第一个非共产党人总理。那天下午，我应邀与西德外交部长汉斯•根舍（Hans Dietrich Genscher）会谈，讨论未来几个月的发展前景。正在我们交谈中，一位助手走进来，递给根舍部长一张纸片。根舍读完后看着我说：“柏林墙边界检查站已经开放。” 我们有意思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急忙赶到《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由米赫尼克和其他新闻记者及政治人士创办的民主报纸——编者按），为报纸头版写了几句评论。我指出那是一个伟大的节日：在人类与铁丝网的持久较量中，今天人类战胜了铁丝网。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波兰都支持正在迈向自由的德国人。我们不断高呼： "Ich bin Berliner… Ich b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我是柏林人。”）

表面上，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但它有些独特。它的政府由政党统治，典型地无能、腐败，警察监视无所不在，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然而，它特殊的地方是，另外存在一个民主和富有的德意志国家以及在东德领土上驻扎着苏联军队。过去曾有一句关于普鲁士的话说，它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东德不是一个有苏联驻军的国家；它是一个为苏联驻军的国家。那是东德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保障。

1989年，曾经在1953年镇压工人起义从而拯救了东德政权的苏联军队接到新指令。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推出了改革政策（perestroika）——实际上是在脱离基于冷战逻辑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拒绝接受这一新政策。他的同党曾说：“我们应该仅因为邻居换了他家的墙纸而换我们自家的墙纸吗？”

但是东德人也不喜欢旧墙纸。1989年6月20日，在匈牙利外交部长久洛•霍恩（Gyula Horn）与奥地利外交部长一起剪开两国边界上的铁丝网后，东德人开始通过匈牙利涌入奥地利。不久，那些不愿出走的人们开始在东德上街游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新政策让他们看到了机会，东德的路德教堂成为示威者的聚会场所。西德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aecker）准确指出了导致昂纳克政权灭亡的两个因素：戈尔巴乔夫和教会。

1989年10月，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柏林期间，人们高喊“戈比！”（Gorby） 并齐声呼喊“我们是国家！”。后来，这个口号改变为“我们是一国！”

1989年12月22日，东柏林人团聚在柏林墙四周。

因此，柏林墙在实际倒塌前，已经在德国人民心中倒塌了。实际事件发生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柏林后不久。1989年10月22日，昂纳克被推翻；11月9日，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SED）新闻宣传主管兼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我们决定发布一项条令，允许民主德国每个公民可从任何边界检查站出国。”稍过片刻，他补充说，条令“立即”生效。

如果这是沙博夫斯基的一个口误，那么它是德国历史上最有意义和最漂亮的口误。这项宣布一经发出，柏林人立即带上槌子和凿子开始拆墙。不可想象的事情成真了。德国的难题突破了。

柏林墙的倒塌大大促成了整个集团的共产党体制的垮台，但它并不是第一个决定性事件。这一过程——从华沙的角度来看——早在1980年8月就已经大规模开始了。当时，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大罢工打破了共产党专制统治——也就是共产党所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地位。那是一个非凡的事件——无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出严正警告。那是共产党在道义上的彻底失败。柏林墙真正是从那时侯、从那里开始倒塌。波兰圆桌会议（The Polish Round Table）的让步和随后1989年6月半自由的选举都是对柏林墙的重锤打击。

其他事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举人权旗帜并争取“富有人性的缓和”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任期1977-1981年）所实行的政策，带来了一场苏联无法取胜的对抗。它也无法战胜向“罪恶帝国”发出挑战、使苏联加入到无法取胜的军备竞赛中的里根总统的政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传导基督教中倡导的人类自由与尊严，与基于暴力和谎言的共产党教条针锋相对。这一系列事件——加之苏联在技术发展上未能与美国并驾齐驱以及它在阿富汗的困境——导致戈尔巴乔夫采取了苏联军队不再支撑东德共产党政府的新政策。或许，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位总书记对世界作出了无人可比的巨大贡献——尽管废除共产主义肯定不曾在他的计划之中。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后雅尔塔（post-Yalta）欧洲格局的终结；标志着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和苏联政权万年长的信仰的终结；标志着针对德国人推行纳粹主义和发动战争而实施的惩罚的终结；它还标志着民主欧洲所受的耻辱——一个伟大的城市终日处于铁丝网和边界警戒塔楼阴影笼罩下——的终结。

但是，打开柏林墙和共产党政权的终结仅仅只是一个方面。正如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与波兰1989年6月选举形成正反对比一样，中欧的天鹅绒革命也在罗马尼亚的血腥事件和前南斯拉夫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展现出阴暗的一面。天鹅绒上有血迹斑斑；而血腥味迄今仍在欧洲残留。我在许多地方感受到这点——例如柏林墙倒塌后在德国几个城市发生的难民住所被焚烧事件。关于德国统一的反效果著书立说甚多，在此无需赘述。但我记得从一个德国朋友那里听来的这样一件轶事：统一后不久，一个东德人与一个西德人在柏林相遇。东德人说：“欢迎！我们是一个国家。”西德人大笑着回答说：“我们也是！”

虽然我是一个没有恐德症的波兰人，但这个笑话至今仍在我的脑际回旋，特别是我注意到有大量德国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对德国历史的批判性思考，转而专注于外界对德国人的伤害——往往还伴随着对德国人给波兰人造成的伤害的道德相对论。令人担忧和悲哀的是，有些人竟可以轻易地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将波兰人和犹太人赶出家园与同盟国在德国战败后下令驱逐德国人之间化等号。伴随这种思维转变而在一些德国精英人士中出现的令人难堪的投机和盲从，也同样令人悲哀。

我在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中注意到类似的现象，但在哪里都比不上在德国危险。

换句话说，虽然欧洲在柏林墙倒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越变越好，但是它并没有成为充满宽容、相互尊重，邻里相爱无间的桃源世界。欧洲大陆仍然布满着地雷、陷阱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威胁。

然而，在这二十年之后，我仍保持乐观。为什么？因为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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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 ）是波兰最大日报《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主编。1968年至1989年，他是波兰民主反对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身为历史学家、散文家和政治宣传家，曾担任几个地下刊物的编辑，并因从事民主活动而多次被捕入狱。从1980年至1989年，他担任独立团结工会组织（Solidarity）及其领袖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的顾问。1989年，他参加了最终导致波兰共产党体制终结的波兰圆桌会议谈判。米赫尼克著有几部著作，包括《自由书简》（Letters from Freedom）、《教会与左派》（The Church and the Left）以及《狱中信札及其他文选》（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