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04

“朋友，那些的确是难忘的日子”

波兰团结工会领袖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中)在1989年选举中投票，他的儿子波格丹（Bogdan）在旁观看。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之后》 （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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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娜·胡萨尔斯卡

波兰一个古老的谚语说：“你的观点取决于你的立场。”我们东欧人对柏林墙倒塌的看法是这个谚语的最好说明。以下是我的看法——它带着对波兰历史有同情理解的烙印。

第一：什么是柏林墙？

它意味着很多东西，其中之一是，它是一个象征。从墙的两侧所看到建筑结构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显示着被分割成苏联控制区和非苏联控制区的欧洲——由1945年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注定的结局。

在墙的西面，人们可以触摸它，也可以在上面涂鸦，还可以登上高台看“东部”。柏林墙也是美国总统的讲坛：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在这里发出与这座被包围的城市休戚与共的声言：“我是柏林人。” （“Ich bin ein Berliner.”）；罗纳德•里根则向苏联领导人大声疾呼：“戈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

从墙的东面看去，它是灰色而压抑的。我们知道（但看不见），在上方布满铁蒺藜和刀碴的钢筋水泥墙的那一边是7公尺宽的铺着碎石的巡逻区，还有——我们被告之——地雷区。

尽管这堵墙环绕西柏林（法国区、英国区，美国区），但它象征着对半个欧洲大陆的包围与束缚。

对于我们东欧人来说，最具压制性和最难忍受的侮辱来自一堵剥夺权利之墙：

共产党的法律之墙禁止我们自由前往被统称为 “西方” （今天仍然如此！）的世界民主地区——惟恐我们识破其政权的谎言。

共产党审查制度之墙让我们几乎不能读到除其宣传之外的任何东西——惟恐我们受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影响。（未经审查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只能偷运进来，但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

共产党的干扰之墙用持续不断的噪音不让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自由欧洲电台（The Radio Free Europe）、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等外国电台的广播——惟恐我们听到世界和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件的真相。

但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墙。这堵墙迫使我们生活相互颠倒的两个世界：在家里和在亲朋好友中，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在那个虚假但却日渐熟悉的另一世界里，我们要戴上驯服的面具。成为双面人的训练很早就开始了，在幼儿园，我们一边读《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一边学习政治口号；一边玩玩具熊，一边学剪锤子镰刀剪纸。

第二：柏林墙倒塌的日子——或那些日子——也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1989年11月9日被视为是半个欧洲所经受的不公正压迫宣告结束的最重大日子。但是，早在1980年，当波兰团结工会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成立并赢得罢工权利时，柏林墙就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另外，有人或许认为，被雅尔塔会议分裂的欧洲直到2004年8个东欧国家被接纳入欧盟（European Union）时才真正复原，尽管对生活在白俄罗斯的人而言还并非如此。

即使是在奇迹迭出的1989年，东欧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值得注意并且意义非浅：共产党政权与政治反对派第一次举行谈判（4月间在波兰）；第一次举行半自由的选举（6月4日在波兰，但同一天坦克碾碎天安门广场改革梦的消息占据了首位）；1956年布达佩斯起义领导人纳吉（Imre Nagy）和他的助手历史性地被给与恢复名誉（6月16日在匈牙利）；基于12年前七七宪章运动（Charter ‘77）的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11月间变得如火如荼，一个月后，前持不同政见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出任总统；最后，罗马尼亚——这个在此之前似乎最稳定的共产党政权——也在1989年以最血腥的方式骤然垮台 。

对那一年的德国历史则可作出具有德国特色的条理化概括：1月19日， 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内克（Erich Honecker）宣告，“只要筑墙的理由还在，柏林墙将继续存在50年，甚至100年”； 12月19日，西德领导人赫尔默特·科尔（Helmut Kohl）向聚集在德累斯顿的东德公民发表即席讲话，人群高呼“德国，德国”和“我们是同一民族”。

第三：柏林墙的实际倒塌

柏林墙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分隔德国城市的106公里长的水泥结构、68公里长的金属网和302个瞭望塔；它是划分自由欧洲和不自由欧洲的最醒目的有形和无形铁幕的组成部分。

这一铁幕究竟是什么时候打开的？裂缝在匈牙利官员把与奥地利交界处的铁丝网拆除时出现，那是1989年5月。那年夏天，数以千计的东德人驾着最具东德特征的特拉贝特（Trabants）牌汽车（这种东德造汽车以质量低劣闻名，有人说它是硬纸板车），先到华沙、布拉格，然后再从那里前往布达佩斯，希望最终抵达“西方”。因此，当匈牙利人在1989年9月11日向东德公民开放边境，让他们自由出境时，大约15000名东德人弃东德而走。柏林墙堤坝出现了凹陷，一个严重的凹陷。三星期后，东德当局声称基于“人道原因”，允许一辆载有近千名东德难民的专列从华沙开出，途经东德，开往西德。不久，又有更多专列从华沙发出，总共运送难民7600人。截至11月3日，有4万名东德难民经由捷克斯洛伐克抵达西德。此刻，堤坝真正开始决口了；柏林墙远不是那样坚固了。

鉴于东德当局一切一丝不苟、刻板和程式化，因此，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最终打开的情形无疑成为一个绝妙的讽刺：它源于一个官僚行政失误。在一个现场直播的电视新闻发布会上，没得到充分通报的共产党领导人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作出了那个“著名”宣布：去国外旅行的禁令全部解除。当有新闻记者追问时，他说，这个决定立即生效，而不是如原计划的那样在第二天实施。至于后来的一切，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柏林墙开通后，大批东德人通过“查理检查站”进入西柏林。

不过，在柏林墙崩溃的那天晚上我不在柏林。1989年11月9日我正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编辑室。时报编辑马克思·弗兰克尔（Max Frankel）给了我一份短期实习工作，我想在那里取得独立报纸的工作经验，并将其运用到刚刚民主化的东欧——那里有一个新闻职位正在等待我。这种职位在当时的波兰成为可能，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来得多么迅疾。

在柏林墙崩溃的几天前，一位波兰女演员在电视新闻中提到我们的半自由选举时宣布：“女士们，先生们，共产主义于1989年6月4日在波兰结束了。”事实确实如此。随着举行那一选举的决定而创办的《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如人们所说——“是在柏林到海参崴之间的第一份自由报纸”。

在国外生活了15年后，我于1989年春回到波兰，成为《选举日报》编辑部成员。我们新获得的自由简直令我难以置信，而我的同事们不但知道它千真万确，而且期待着会很快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整个苏联集团的崩溃。他们认为，波兰人对此肯定功不可没。我的爱国情结让我感到赞同。

我的记者职责让我希望目睹一切。1989年，《选举日报》国际部是目睹共产主义垮台的最佳位置。

在1989年其余的日子和1990年初的几个月里，我在《选举日报》报道了一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尼加拉瓜；而后，我为一份新创立的周刊报道了阿尔巴尼亚和波罗的海诸国的事件。 参加过团结工会运动的我，对于东欧全境的其他民主运动有着极高的期盼。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或许是最令人兴奋的经历。那里的“革命”最干净、最顺利，也最有风度，而且非常迅速。 那个冬天，布拉格街头的涂鸦中有这样一个简单排列式：

波兰，10年。

匈牙利，10个月。

东德，10周。

捷克斯洛伐克，10天。

实际时间比10天略长，不过那是一个好像一切都可能做到的时刻，那时我们东欧人认为——正如这首歌里唱的：“我们要过我们想过的日子，我们战无不胜！”

我几乎从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直接转到报道罗马尼亚的“流血革命”，而这犹如从七彩云天一下跌入了人间地狱。

我在当时的笔记本里是这样写的：

1989年12月12日，布拉格

人们在瓦茨拉夫广场（Václavské náměstí）广场边跳舞，边唱道：“我们要的圣诞礼物是哈维尔当总统。“他们把鲜花塞进困惑不安的警察的枪筒里。

1989年12月25日，布加勒斯特

皇宫广场（Palace Square）弥漫着来自被烧毁的共产党总部大厦的湿漉漉的灰烬味道。人们一边观看处决尼古拉•齐奥赛斯库（Nicolae Ceauşescu）的电视重播，一边声声重复：“今天是圣诞节，疯子已一去不复返！”

1989年12月28日，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播放一部至今为止一直禁映的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影片：《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

“啊，那些的确是难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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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胡萨尔斯卡（Anna Husarska）曾在巴黎的团结工会海外办公室担任编辑和译员，也曾在波兰《选举日报》工作。在美国时，她曾在《新共和》（New Republic）和《纽约客》（New Yorker）等杂志任冲突和后冲突地区事务的专职撰稿人，并且是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的资深政治分析员。目前她在国际援救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担任资深政策顾问。 以上文章仅代表她个人的观点。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