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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1
走向1989年的历程
本文摘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的文集《柏林墙：20年以后》(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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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里茨·斯特恩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开通，是那个充满奇迹的一年中人民重获自由的最激动人心的标志；中欧政治生活中原本难以想见的事情在这一年几乎变得司空见惯。东欧和中欧的百万人民举行了反对当权者的和平抗议活动，共产主义制度似乎日落西山。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欢欣鼓舞，而对美国人民来说，柏林那道恶魔般的分界线的结束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贯推行的遏制政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保护了西柏林人民乃至西德人民的自由；昔日的对手逐渐相互靠近，变成了亲密的朋友。
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柏林墙的由来。1945年，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苏联和英国将德国分成三个（后来加上法国变成四个）占领区，并且将旨在负责所有占领区主要决策事务的同盟国管制理事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设在柏林。由于苏占区是在柏林市四周，因此，柏林——其本身也被一分为四——变成了红色海洋中的孤岛。本来已经因苏联从1944到1945年在东欧的举动而受到威胁的同盟国的团结，逐渐以冷战的开始而告终。这种结果不是任何一方所希望的，但各方都在其中起了作用。到1948年，当共产党在坚守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掌权后，西方盟国放弃了在德国同苏联成功进行合作的希望，并展开了从现在来看相当审慎的建立西德民主政体的准备。1948年6月，针对盟国支持将德国马克作为新的德国货币（甚至在西柏林）发行的举措，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对西柏林实行全面封锁，估计意在阻挠西方成立西德国家，或至少要将整个柏林市置于苏联的管制之下。美国和英国为避免军事对抗，决定采取一项大胆行动：向西柏林市大约200万居民空投物资。柏林空运（Berlin Airlift）辉煌展现了为民主目标而和平动用的英美威力。在这场耗资巨大的行动中，美国人民得以倚赖以社会民主运动领袖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市长为首的西柏林人民的坚强意志；这位市长是战后德国第一位赢得美国人民敬重的政治家。1949年5月，苏联同意接受一个象征性的回报，结束封锁。这是西方盟国在军力部署薄弱时期取得的一大胜利，因为到1948年，驻扎在欧洲的大部分美国军队已撤回国内，而大批红军仍然驻守中欧各地。
在冷战期间，柏林始终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高危点；它是那些想要摆脱经济日益衰败的独裁统治到西德寻求生活和行动自由的东德人的逃生门户，而当时实行有社会责任感的市场经济的西德正在经历着“经济奇迹”。（西方盟国的援助帮助推动了西德的复苏，而苏联却要求东德赔偿，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已经衰败的国营经济。）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任期1961-1963年）是认识到这个从共产党东柏林通向西柏林的惟一开放口对东德政权构成真正威胁的人士之一。他还认识到——正如他在发生了“猪湾事件”（Bay of Pigs，美国支持被卡斯特罗政权驱逐的流亡人士反攻古巴未果）并担心苏联报复时所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会发生，那么它将在柏林打响。斯大林的接班人，性情暴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也认识到，东德人口外逃将令东德政权无法承受，而东德政权当时一再要求苏联采取强硬措施堵住这个开口。
从1960年到1961年，逃离东德的难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堵住人口流失显然势在必行。1961年8月13日，东德方面终于得到了苏联的首肯，筑起了这道丑陋的大墙，将柏林市一分为二。西柏林居民虽有自由但被围困，并往往与亲朋好友隔绝。东柏林居民则长期丧失了自由，被挡在这道以典型的双关语方式被正式称为的“反法西斯”（Antifascist）墙的背后。美国当即的反应比较平和，令西柏林当时年轻的市长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西柏林普通市民大失所望。由此，东、西柏林便变成了两个对立制度相互较量的舞台。西柏林繁荣发展，不断得到美国政府和民间援助的支持，并受到象征性的盟国驻军的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柏林走出了斯大林时期的阴霾，但就物质生活而言——且不说生活在秘密警察当道的社会中的压抑，东德是一个虽在变化但仍然贫困的社会。
柏林墙让西方领导人和许多西德人随时意识到德国的非自然分割状态，但他们策略地接受了这点，并集中精力建设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西方大国满足于通过谈判达成的措施缓解柏林墙所造成的多种匮乏。与苏联缓和关系成为西方的希望所在，这一政策以多种形式得到体现。1975年，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与苏联及其盟国达成了《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 Accords）。这套协定的前两项重申，不得打破当时既存边界，从而使战后中欧地区业已形成的边界合法化。这套协定的第三部分被通称为“第三组”，它规定，所有缔约国都应尊重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民权。随后组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使苏联获得了重要的保证。至于协定的“第三组”，尽管两方领导人最初均很少有人认识到它的驱动作用，但必须要提到——特别是为了理解1989年——它为东欧和苏联的不同政见运动提供了道义力量和些许法律保护。
苏联坦克屡次镇压在其卫星国出现的反抗当权政府的抗议暴动——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以及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在《赫尔辛基协定》达成之后，由静悄悄的、英勇的、非暴力的异议人士组成的一些团体——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Charter ’77）——成为了苏联独裁统治范围内的一支强大得多的力量。公民社会开始在这里从底层萌发——也许是受到了后来被哈维尔称之为的“无权者的权力”意识的感召。然而，尽管这些团体令人钦佩而且十分重要，但单凭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压制状况的。这种改变需要最高层的换班，而此时恰恰惊人地、甚至史无前例同时出现了一批精神和政治领袖。他们深知生活在僵滞中的死寂——没有自由，没有创造力，一贫如洗。
甚至共产主义阵营的成员也对莫斯科的铁腕政策产生反弹：1975年，规模可观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通过他们所称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提出对莫斯科的非议。在这种新思潮下，过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俯首帖耳，甚至在马列主义最恶劣的形式——斯大林主义——当道时也是如此的西欧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的某些基本原则决裂——例如承诺同民主政党合作，从而放弃了过去宣称的共产党永远是共产制度国家中惟一最高权威代表的信条。欧洲共产党人此前也已对苏联1968年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公开提出批评。或许，像很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假象，一种计策。但它至少是一种预兆。
波兰——苏联最大的卫星国——有着自身独特的血泪史：先是遭受德国占领，而后又被苏联“解放”。过去被周边欧洲大国瓜分的历史形成了波兰特有的敢于反抗的民族抵抗精神。战后的经济萧条引发了对波兰共产党当权者及其可恶的俄罗斯主子的公开抗议示威，其中1956年起义是一次最公开反抗，此外还有1970年的罢工和示威活动。然而，尽管如此，如同整个苏联集团的情况一样，靠苏联坦克撑腰的压制得以继续。
随后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978年，克拉科夫教区的红衣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被选为教皇。一位波兰教皇！这在天主教会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可能也是历史抵达一个骤然开放阶段的又一迹象。无一兵一卒的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教皇，几乎瞬间给波兰人民点燃希望。1979年，他在以教皇身份首次访问波兰时，对前来寻求与他祈祷的数百万人说“要有勇气”。他在波兰成为最高道义权威：极富魅力、极富人性、然而又被赋予天主教会的光环与威望。（1979年，在教皇访问波兰一个月之后，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教皇的影响力非常明显。）他希望将东欧从提倡无神论的让灵魂死亡的共产党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他对西方自由社会的深深疑虑直到后来才更清楚地表现出来。
苏联的所有卫星国，其实包括苏联本身，都遭受着经济匮乏落后之苦；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是促使正在探索建设公民社会的人民抗议示威的导火索。罢工时有发生，但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1980年8月14日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爆发的大罢工。在罢工领导人、工会成员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从华沙召集的支持罢工的人士中有两位知识分子，一位是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Bronislaw Geremek），另一位是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领导这场罢工运动直到九月份结束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Inter-Factory Strike Committee）逐渐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团结工会”（Solidarity），向此时已惶惶不安的政权发出挑战。从那以后，团结工会席卷波兰全国——这是共产党国家中的第一个自由工会，而且也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基于鲁莽的浪漫激情而是以政治审慎和杜绝暴力为指导原则的这样的组织。团结工会、工人和知识分子携起手来，展现了传统的社会民主希望，这种希望在几年里一度成为无声的主导力量。团结工会是公民社会的缩影，号称有几百万成员，直接威胁着苏维埃制度的存在。1981年12月13日，波兰最高领导人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大将宣布施行戒严法，并关押了团结工会领袖，希望以此化险为夷。但经济的持续恶化和民众不屈的意志，最终迫使共产党通过1989年2月开始的圆桌谈判让权。由此，谈判桌的形状也成为从波兰开始的共产党相继让权的和平谈判的象征。在波兰首次举行的半自由选举中，马佐耶维茨基成为这个原共产党国家选出的第一位非共产党人总理。（毫无疑问，波兰教皇在上述历史变革中发挥了无形的作用。）
然而，决定性的人物还尚待出现。1985年——在多年的高龄领导人之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当选为苏共总书记，他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年轻，而且与他们极不相同。生长在苏联体制下并从这个体制中上升的戈尔巴乔夫，对这一体制的严重缺陷了如指掌。他以全新的思维开始执政，深知苏联迫切需要经济领域的改革（perestroika）和公民社会的开放（glasnost）。他的构想是，让一个经过改革的共产党俄罗斯在他所说的“欧洲共同家园”（Common House of Europe）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很明显，他的构想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势不两立的共产党教条分道扬镳。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美国的威力；他知道罗纳德·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 任期1981-1989年）发出“邪恶帝国”的谴责，并启动了后来难产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他也听到了里根发出的“推倒这堵墙”的大声疾呼。正是这两位领导人对爆发“核大屠杀”的担忧导致签署了1986年和1987年的重要裁军协议。1986年，戈尔巴乔夫还把被流放到高尔基市的优秀天体物理学家和民权先驱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请回莫斯科，这个举动激励人心地体现出他对人权的承诺。两年后，他将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降低了军事在苏联政策中的分量。从一开始，他就策略地并最终大张旗鼓地摒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正是勃列日涅夫主义规定，苏联在卫星国共产党的地位受威胁时予以干预。戈尔巴乔夫希望卫星国走上各自的改革共产党体制的道路，既无苏联坦克的保护，也无其威胁；他的构想打开了通向1989年的道路。最终，戈尔巴乔夫没有成为自己国家的成功改革者，但他使各个卫星国的自由解放成为可能。
由团结工会所显现的苏联集团内的动荡也出现在其他地方，甚至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东德保守的领导人对任何自由倾向继续疑虑重重（甚至禁播戈尔巴乔夫的讲话）。1989年秋，从东德一些教堂开始的和平守夜活动很快在几个大城市发展成和平抗议游行。10月9日，莱比锡大约7万名市民和平上街游行，高举“我们是人民”的标语牌，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他们当时明知政府已经调动军队，并在当地医院增加了血库储备；他们也像各地的抗议群众一样清楚，共产党政权仍然掌握着镇压手段；仅仅几个月前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就是证明。
然而，人民对自由的向往具有感染力，它已不可再被压制。同年六月，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边境实际已经开放，这意味着，当时能够很方便地前往共产主义“兄弟”国家匈牙利的东德人，不用翻越柏林墙便能经由奥地利到达西德。还有些东德人到西德设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大使馆避难，不被安排前往西德就绝不离开使馆驻地。东德人显然置危险于度外，在国外，甚至更勇敢地在国内，行动起来。11月9日，柏林墙的开通标志着第一场和平的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德国革命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可能未充分得到他们的西德兄弟的肯定。
到1989年底，苏联的卫星国已赢得自由。过去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可能发生的事——以和平方式推翻苏联统治——成为现实。历史学家将围绕这场解放运动的种种元素和方式进行长期辩论，但似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是一个始料未及的连环历程：我倾向将它视为道义力量的无声合谋。在柏林发生的事件是西方——进而也是美国——的理想赢得胜利的标志和现实。
我仅对种种内在相关因素作了某些简略提示，它们仍有待探讨。在法国大革命爆发200年后，发生了一场极为不同的革命，旨在创建一个新欧洲，而且这一次，在历史善意的巧妙安排下，顺应时代的领导人和有勇有谋的人民同时站出来。当时那种充满希望的气氛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也可能因如此之美，仅可昙花一现。基于很多原因，例如暴力民族主义的抬头，使一些地方的现实情况很快急转直下，再次发生流血。但先例已经创下——一个重申“无权者的权力”的成功先例。我不相信那些日子所点燃的火花永远熄灭：是否可以认为，千百万伊朗人民走上德黑兰街头，要求过一种不同的、更好的生活——虽然是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出于截然不同的目的——就正是那一先例的再次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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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荣誉教授，是现代欧洲史、特别是德国史史学家，获得过多项国际荣誉和奖励。他的著述在美国和海外得到广泛出版发表；最新著作是《我认识的五个德国》（Five Germanys I Have Known, 2006年）。他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任美国驻德国大使期间，曾于1993年到1994年担任美国驻波恩大使馆高级顾问。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