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05
民主与发展：拒绝极端主义
作者：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
世界银行研究所(World Bank Institute)全球治理项目主任考夫曼指出，就长期而言，言论和新闻自由加上民主问责制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没有民主是否可能实现经济发展？
有人断言：民主是发展高效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或者说某种民主体制(如我们熟知的存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民主制)是促进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
但是，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教条还是事实？不幸的是，实证分析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复杂的答案。这不是一项自然科学试验，而是社会和政治科学面临的难以应对的挑战。
模棱两可的事实依据
有关民主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无明确的证据。
有十多份严肃的研究报告探讨民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见本期刊《参考文献》)，其结论并不一致。一部分研究采用了大型的跨国样本并发现，一般来说，民主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Baum and Lake; Przeworski)。但是，另一项同样认为民主化对增长率的直接作用不明显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些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间接影响：民主可能与人力资本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以及市场的自由化相关。而这些条件对提高增长率有利。
其他研究人员发现，有事实表明，在采用高压手段的政治体制中，向民主化过渡的确与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相关(Barro等)。但他们指出，在政治自由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相反，此类研究结果表明，在政治自由化的中间阶段可能会出现增长速度减缓的状况。但是，最近又有一项研究显示，向民主过渡与经济增长减速没有联系(Persson and Tabellini)。
总之，根据这些研究，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和因果关系。但是，也没有足够证据可以得出结论说，政治自由化导致增长减速。
短期与长期
这些研究一般根据的是短期到中期的发展。另外，我们需要牢记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政权形式如何，一般而言收入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比工业化国家更快。这是因为较贫困的国家有可能通过应用较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提高生产力，从而缩小差距。发展中国家一般比较富有的国家增长速度更快。对中国(或印度)与美国(或德国)加以比较即可印证这一点。
事实上，在政治自由化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本国的工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赶超先进国家的机会逐渐减少，这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没有关联。无论如何，从短期看来民主与增长之间并无令人信服的正比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从更长期和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民主的作用。
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对民主的定义过于狭窄，即仅仅把它视作举行选举和允许多党制的一种制度。很多在20年前不实行选举的国家现在已经在这么做，它们一般允许多党制，即使有时不是那么情愿。
当然，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又是一回事。另外，鉴于肯尼亚和津巴布韦最近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应当将"自由和公正"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廉洁"，以便正视腐败、收买选票、公然的投票做弊和以其他形式破坏廉正选举的行为。这种廉正选举的概念只有一部分包含在"公正"一词中。再者，鉴于政府的政治和筹款机器在一些国家占据垄断地位，因此多党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实质性的政治竞争。
而且它也不一定意味着言论自由。确实，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统计，被认为实行民主的国家从1990年的75个(占全球总样本的46%)增至2006年的123个(64%)。然而自由之家也指出，从1995年至今，世界各地在新闻自由方面一般未取得显著进步。2007年的数据显示，只有37%的国家实行全面的新闻自由(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为27%)。另外，同样根据自由之家的报告，世界上超过40%的民主国家(几乎占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半)没有新闻自由。
扩大发言权的作用
结果，对民主的狭窄定义忽略了"发言权"这一涉及面更广的概念──即言论自由和参政议政，同时也忽略了民主问责制。在我们为衡量治理而进行的研究中，六项全球治理指标(WGI)中有一项──发言权和民主问责制──就是基于上述范围更广的定义。我们以及其他学术界人士的研究表明，在改进治理与提高收入水平这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图1显示了发言权和民主问责与全球各地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与前面提到的有关短期效果的研究相比，这种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长期趋势。这一事实表明，虽然民主体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在短期内的联系可能不甚明确，但是，从较长时期看来，在宽泛定义的发言权和民主问责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此可进一步推测，参与和发表意见的作用之一是遏制腐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更广泛的言论自由、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开放的政治竞争会构成防止制度性腐败的重要机制。为经济发展而控制腐败的重要性已经为过去的研究所证明。扩大发言权和制止腐败之间的具体联系可参见图2。
但是，从图1和图2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联系不是绝对的，如图2中的新加坡即属于例外情况(离群系数)。当然，新加坡是一个特例，除言论自由外，这个单一城市国家在政府治理的各关键领域得分很高，因此这种情况在较大的国家难以复制。
海盗船的启示
社会科学在对这些类型的联系进行分析时，需要进一步研究大量跨国综合数据。同时，深入的国家个案分析和微观数据考查也必不可少。
十多年前，我们对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发展中国家投资项目的成功之决定性因素进行了研究。毫不奇怪，我们发现经济政策的质量能够导致差异。对经济学家而言较令人惊讶的是，公民自由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自由度越高，其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微观"历史案例分析可以提供其他洞见。经济历史学家利森(Peter Leeson)在他刚发表的一篇精华文章中比较了十八世纪的商船、军舰和海盗船的内部组织结构，发现商船和军舰实行的是绝对独裁，船长拥有绝对的和不可挑战的权威。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海盗船有着正式(常常是书面形式)的民主结构和规章(即内部的法治)，船长和船员分享权威，制衡船长。海盗定有分赃的规矩。最根本的是，海盗规则在促成一帮手持刀剑、嗜血成性的匪徒的内部合作方面超常地成功。他们的事业非常成功，而当时采用专制式管理的商船和军舰上却充满争斗、经常发生反叛，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民主是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先决条件吗？反言之，民主问责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是否并不重要？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不仅仅是选举
总的来说，增进政治竞争、问责制和制衡机制的政治和治理体制能够在长期内推动经济发展。短期而言，虽然这一联系往往存在，但不那么明显，也不那么紧密。
有一个包含言论自由、发言权和民主问责制的更广的视角也具有重要意义。对民主的狭窄定义──即只根据是否实行选举(或者是否名义上实行多党制)──往往忽视了更广泛的参政议政特征。
由于事实表明民主转型并非易事，因此采取更长期和更宽广的视角也很重要。在民主转型后，经济效果在短期内会各有不同，甚至可能出现逆转。发展是一个复杂、困难并且容易中断的过程。宏观经济稳定和遏制腐败等发展经验适用于一般情况，但没有独一无二的成功发展模式。
然而事实表明，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能够导致更高的透明度、更好的治理体制和更有活力的参与式经济发展。除了廉正、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及效率更高的多党制以外，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自由媒体和其他传播媒体也非常重要。在今天的世界上，博客和电子短信等社会媒体创新与贫困农村地区的社区无线电广播相配合，正在改变发言权和民主问责的意义，它们带来了改善治理和促进发展的巨大潜力。
(完)
本文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世界银行或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