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11
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孪生兄弟分道扬镳
作者：伊凡•克勒斯特夫(Ivan Krastev)
克勒斯特夫指出，有些人曾担心中欧地区在接受民主的同时会排斥市场经济。但目前的情况是，中欧地区接受了自由市场，却逐渐对民主进程产生不满情绪。克勒斯特夫是设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自由战略中心(Centre for Liberal Strategies)的主席。
今天的历史学家在记录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后共产主义变迁时，总想将其描述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抗拒的相互结合。但20年前却有很多人担心这个时期将会不堪回首。
尽管政治理论家大都认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相辅相成以及自由市场与竞选政治在长期内相互促进，但他们却担心东欧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会相互阻碍。
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的难题是：在给予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后，又怎能指望他们支持那些在实行初期会造成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政策呢？
德国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指出："市场经济只有在民主尚未形成的条件下才能起步。"波兰著名政治学家及团结工会领导人雅德维加•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kis)坚信："只要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只有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才能对人口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
简言之，中欧地区在市场社会主义与专制资本主义之间看似没有出路。但可喜的是，理论上行不通的东西有时却能在实践中奏效。
中欧和东欧的市场经济与民主转型同时获得成功。这种成功归功于理性与感性因素、客观条件以及领导作用的奇妙结合。
支持经济变革
共产主义遗留的影响反而自然而然地推动了改革人士为中欧社会转型所做的努力。该地区人民迫不急待地要摆脱共产主义，因而对改革给予耐心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工会组织提倡精简工作岗位，前共产主义政党急于实现经济私有化。
有人对资本主义心怀不满，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甚至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口号能将转型期的失利者动员组织起来。共产主义已使社会丧失了以阶层划分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对市场提出的任何批评都被视作对共产主义恋恋不舍。反共产主义的反对派精英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前共产主义精英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都对经济改革予以支持。
广大民众"回归欧洲"的愿望，在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和北约组织(NATO)的召唤下愈发强烈，使各国社会能够保持民主制度重新分配的特性，同时使民众具备作为经济成功先决条件的长远眼光和长期耐心。上述因素在不同国家发挥了不同的效力，但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确保了经济改革的持续性，并避免了政治上的反弹。
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成功经验促使新一代政治理论家重新思考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同时形成的可能性。他们宣称所谓历史偶然性实际上是一种必然规律。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为一对和睦夫妻，而是被比作一对孪生兄弟。
对民主的怀疑
以往的流行做法是忽略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只要看一下俄罗斯、中国或委内瑞拉等国的演变，就足以对资本主义导致民主和民主支持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产生怀疑。
对中欧的经验也需要作一些重新思考。中欧的民主国家成为欧洲联盟成员国一年后，该地区因民粹主义(popul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日益高涨而受到震动。对民主的不满正在增长，据《人民之声》(Voice of the People)2006年的全球调查，与所有的预期相反，中欧是世界上公民对民主的优越性最持怀疑态度的地区。
在整个中欧地区，公众对政客与政党不予信任。政治阶级被视为腐败与利己的阶级。对中欧来说，这种转型是绝对的成功，但却导致社会阶层迅速分化，少数特权阶层发达荣耀，许多民众却受到痛苦的伤害。
在转型阶段，许多生命受到摧残，许多理想被出卖，主要获益者为受过良好教育、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这一事实使公众难以接受。后共产主义的民主国家现在不是被视为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的胜利，而是反平均主义的共产党精英与反共产主义的反对派精英的胜利。
欧洲联盟对新成员国施加的外部限制对于各项改革取得成功是必要的，但助长了一种看法，即这是一些民众不享有真正选择权的民主国家。
理论家们在20年前曾担心：新兴的民主国家可能不太热衷于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欧的大多数人民对市场比对投票箱寄予更大的信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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